改革忆事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中国政治 ,
作者： 于光远，杜润生等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33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01007608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国事篇”，由于光远、杜润生、吴象等30多位重大决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或亲笔，或口述，定格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的关键瞬间，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极强的历史资料价值；“家事篇”，由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留下生动的生存档案，或详述，或碎片，但求真实准确，见微知著。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内容简介
2008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30年来与改革开放兼程共进的各个方面的实践者、研究者、记录者，得以真切回顾这一激起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沸腾岁月。
本书“国事篇”，由于光远、杜润生、吴象等30多位重大决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或亲笔，或口述，定格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的关键瞬间，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极强的历史资料价值；本书“家事篇”，由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留下生动的生存档案，或详述，或碎片，但求真实准确，见微知著。
阅读此书，有助于总结30年的史实、成就和经验，准确审视当下的历史方位，理清思路，正视问题，更好地制定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方略。
目录
总序
改革30年：还原真实情境
国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粉碎“四人帮”与历史转折
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起草始末
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
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始末
为中央农研室“打工”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拨乱反正
制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首钢承包试验
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由来
对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秘密
“马丁事件”始末
立法“民告官”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从分税制到公共财政
刑诉法风雨修改路
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36条”
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舆论监督的风雨苍黄
家事
小平恩泽未敢忘
生产队长“卢员外”会长董事长
一只呢绒袜
耕地扬场
告别代人写信的日子
我的20年旅游生活
改革思辨录
农村改革的创新与突破——纪念中国农村体制改革30周年
物权法的意义和阴影
跋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媒体评论
《财经》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新闻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视角，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的身份，持续关注、报道影响中国及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体……《财经》杂志丛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对热点问题的犀利剖析促进了净化中国市场环境的努力，而且对于提升中国传媒界的职业探索和专业素养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国务院屜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财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完美处方。它努力做的，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时代和历史，而且一以贯之。我以为，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北京大学教授，《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
书摘插图
国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个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名当年的新闻记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也在不断的记录和思考中，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意义。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弊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时至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1976年，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和张思骞所著《1980年的中国农业》的数字，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万个；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得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汽中，我走近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7500马力，1905年造；另一台是6400马力，1887年造。
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4％，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做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180万元，但是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475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他们从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长达17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3000多万元。
一架不可能的“大机器”
在农村，由于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地头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证明文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有做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
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两弹一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
极度贫困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
沈祖润看到的不是个别现象。1978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做了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0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0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0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食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70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最早唱《东方红》的时候。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