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名篇小文丛-论自由
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政治理论,
作者： （英）密尔著，于庆生译
出 版 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197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931043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一本比《沉思录》、《正义论》、《道德情操论》更值得品读的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之一，也始终被视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政治的反映，也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维护个人的自由，强调个性的发展，国家要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反对把任何形式的强制施于个人，无论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诸多的杰出思想家为之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而密尔则是沟通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桥梁。
作者简介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逻辑、宗教、伦理等诸多领域，被西方学者誉为“19世纪英国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理性主义的圣人”。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代议制政府考察》（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mment，1851）、《论自由》（On Liberty，1859）、《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论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dbn of Women，1869）。
目录
密尔与《论自由》（代译序）
致辞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论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
第三章 论个性作为福祉的要素之一
第四章 论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的限度
第五章 应用
附录一 密尔年谱
附录二 密尔著作与相关文献
译后记
媒体评论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卡尔马克思读密尔之文，尤其读《论自由》者，都不能无感于其人之诚挚与坦白。——约翰麦克里兰没有人能怀疑，密尔提高了与他同时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没有人在追求正义中比他更热情。——哈罗德拉斯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中间，从各方面衡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或许是最杰出的思想家。他涉猎的范围之广是当时其他英国思想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从纯粹哲学一直延伸到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罗兰斯特龙伯格密尔是世界上最容易被判定为木一致、不完整、缺乏全面系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一致的、完整的、全面的系统都销声匿迹了，他的著作却长存不朽。——伦纳德霍布豪斯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导言
这篇论文的讨论对象并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并不是这个与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条（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ohical Necessity）不幸对立的事物。这里所要探讨的乃是公民自由，或日社会自由，即社会能够正当地施之于个人之上的权力的性质和界限。概括地说，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说明过，甚至几乎没有人讨论过，但是，它却以其隐性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实践性的争论，并且很可能不久之后，它就会被承认为未来的重大问题。它绝非什么新生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从最为久远的年代就在为人类所分享；但是，在人类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中，它又在新的形势下呈现了出来，并要求给予一种不同的、更为根本的待遇。
在我们所熟悉的最早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希腊、罗马和英格兰的历史中，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在古代，这一斗争是发生在臣民或者某一臣民阶层与政府之间的。那时的自由，意味着对政治统治者暴政之防御。统治者被认为是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相对抗的地位的（希腊的某些全民政府[the popular governments]除外）。统治者由实行统治的个人，或者一个部族、一个种姓构成，其统治权威来自于继承或者征服，无论如何，它并不取决于人民的意愿。被统治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对抗其暴政的运作，也不敢，或许是不想，对统治者的至上地位提出质疑。统治者的权力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作为一种武器，它在抵御外来敌人的同时，也在试图对抗其臣民。为了保护群体中较弱的成员免受无数秃鹰的捕食，一个比其他被捕食者更要强有力的动物之存在是必需的，于是它就被授命去统治它们。但是，因为这个秃鹰之王（the king of the vultures）对于群体的戕害并不亚于那些较小的贪婪者，所以群体又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防御鹰王之尖喙利爪的状态之中。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是，为统治者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设置他应当受到的某些限制，而这一限制便是他们所称的自由。它是以两种方式来谋求的：其一，通过获得对某些豁免，即所谓的政治自由或权利（political liberties or rights）的承认，统治者若对此加以侵犯的话，便被视为违反了义务，并且如果他确实侵犯了的话，那么个别性地抵抗或者普遍性地造反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其二是宪法制约的构建，一般而言，这是一种较为晚近的应对之策，借此，群体或者某种团体的，被认为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便成为统治权力之某些较为重要的活动的一项必要条件。上述限制方式中，第一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地迫使统治权力有所屈服，第二种却未能如此。因此，实现这一限制，或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以后，更为彻底地实现它，便成为所有地方的自由爱好者的首要目标。并且，只要人类还满足于通过一个敌人来对抗另一个敌人，还满足于以对抗其暴政的或多或少有效的保证为条件来接受一个主人的统治，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抱负超越这一点。
然而，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即人们已经不再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应该拥有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对立的独立权力是一种本质的必然性（a necessity of nature）。国家的各种官员应该成为他们的佃户或代表，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罢免，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更为适当的。他们认识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保障，以至于政府权力永远不会因被滥用而损害他们的利益。逐渐地，这一对于选举的和短期的统治者的新需要，变成了民众党（the popular party）所努力的重要目标——无论在哪里，只要有这种政党存在——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代替了先前对于统治者权力之限制的努力。随着这种要使统治权力出自于被统治者的定期选择的斗争的进行，有些人开始认为，他们对权力本身的限制给予了过多的关注。那曾经（看起来或许）是对抗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统治者的一种办法。现在所需要的则是，统治者应该与人民等同起来，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应该是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国家无须提防它自己的意志，不必担心它会施暴政于自身。只要让统治者有效地对它负责，可以被它及时地解除职务，它便可以将它自己能够规定其行使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他们的权力不过是国家自己的权力，只是被集中了起来，并被赋予了一种便于行使的形式。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毋宁说感觉方式，在上一代欧洲自由主义者中极为普遍，而在欧洲大陆的一支当中，它仍很显然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中，那些承认对政府可以做的事施加任何限制的人作为杰出的例外引人注目，除非这一政府如他们所想是不应当存在的情况以外。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如果在某个时期曾经鼓舞了它的情势始终未曾改变的话，类似的观念迄今会一直盛行下去。
但是，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中，正如在民众当中一样，胜利会把失败所遮掩的错误和缺陷显露出来。当全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还只是一种梦想的时候，或者还只是对于过去某个时代存在过的事物进行记述的读物的时候，那个人民无须对凌驾于自身之上的权力进行限制的观念，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自明之理。类似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那样暂时性地畸变，也并不必然会动摇那个观念，该种情况充其量只是少数篡权者的行为，无论如何它都不属于民众机制的常态运作，而只是反抗君主和贵族专制制度的一种突然的、骤发的暴动。然而，现在，一个民主共和国已经占据了地球表面很大的部分，并使得人们将其视为国际社会（the community of nations）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并且，选举的和负责的政府成为了关注和批判的对象，这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存在事实。现在，人们意识到，类似“自治”（self government）和“人民用于自身之上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eople over themselves）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表现出事实的客观状态。行使权力的“人民”与被权力所施加的人民并不总是一样的；并且，所谓“自治”也并不是每个人只受到他自己的治理，而是每个人都受到所有其他人的治理。此外，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人民中最为活跃的那个部分的意志；是大多数人，或者那些成功地使自己被承认为大多数的人们的意志；因此，人民可能会想要压制他们中的某一部分；并且对于这种情况的警惕并不能少于对任何其他权力之滥用的警惕。因此，即便权力的持有者定期地对共同体，也就是其中最有实力的政党进行解释说明，对政府施之于个人之上的权力进行限制，也丝毫没有丧失其重要性。这种观点，因其既投合了思想家们的智识，又迎合了欧洲社会中那些重要阶级——对于他们真实的或想象的利益而言，民主是有害的——的取向，它在确立自身时自然没有什么难度；并且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多数人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已经被普遍地包含在社会需要提防的各种祸害之中了。
与其他暴政一样，多数人的暴政起初，并且至今仍然被普遍地认为是恐怖的，这主要是因为它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来运作。但是，沉思的人们意识到，当社会本身便是暴君，即集体社会凌驾于构成它的个人之上时，它实行暴政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它借助其政治官员之手可以做出的行为。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在执行它自己的命令：并且如果它发布了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命令，或者发布了涉及它完全不应干涉的事务的命令，那么它便是实行了一种比其他许多类型的政治压迫更为可怕的社会暴政，因为，虽然它通常并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但是它给规避的方法留下了更少的空间，更为深入地渗透到生活的细节之中，并且奴役了精神本身。因此，仅仅防御地方官员的暴政是不够的：还需要防御占优势的意见和感觉；防御通过其他手段而不是民事惩罚（civil penalties）的方式将其自己的观念和实践作为行为规则强加于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的社会潮流；防御对于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之发展进行束缚，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社会倾向；防御根据它自身的模式来强迫所有个性适应于它们自己的社会趋势。集体观念对于个人独立性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对于防御政治专制而言，发现该限度并且维护它免受侵蚀，这与人类事务的善好状态（a good condition）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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