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先知——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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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泽 著
出 版 社：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253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29358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湘军“财神”晚清首任，驻英法公使，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内容简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近代史，我逐渐累积了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厌薄，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远不止一端。
至今还在使用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定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或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当下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
如此，当你并不置身于具体的政治阵营，当你未必需要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时，那种以特定时代需要为依据的选择性的叙事，就像不由分说的布道，不仅不能满足你对于历史的好奇心，甚至会有一种对你基于常识常理的心智的挑战，挑战到你不再信任自己的心智。
细心打量近代历史场景，一些曾经如雷贯耳的人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神圣和英明，由他们所参与、支配和导演的历史事件——曾经被我们描述为承接了过去、开辟了未来、扭转了乾坤，也并不总是泽被黎庶、福慧家国，而且，如尼采说的，“在英雄的周围一切都成了悲剧”，只有不止一代苍生的血泪和如同草芥一样作为牺牲的人命确凿无疑，但他们常常只是英雄们成就不世伟业的背景，只是气势恢宏的宏大主题的铺垫。悲怆的历史以及巨大的伤痛，并没有提升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常常强化了蒙昧的趋同，并没有带来审慎的认知、深沉的理性，反而轻而易举转化为某种指向乌托邦未来的肤浅的乐观与包含了仇恨的豪情，似乎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遗忘，不是为了清理历史的伤痕，而是抹平这种伤痕。
当你一旦觉察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其实依然置身在那种背景和铺垫中而并不自觉时，当你觉察到，黑暗中的历史篇章依然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且难免延伸出新的黑暗时——历史从来不止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你再也无法祛除从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
是那样无从逃离的胁迫与裹挟，是那样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的强力和强势，它们决定着你短暂的生涯及其全部可能性，当你若有所悟，试图有所规避时，又不得不以你的全部心智、情感去抗拒那种集体性的决定和垄断，正是这样，那种你并不乐意接受的历史及其观念，同时主宰了你，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敌人主宰了你生活的现实，正像一个时代的阴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无法从你心知肚明的狭隘、窘迫和自我囚禁中解放出来，你同样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也难以照亮晦暗的心灵，因此，你其实无法提供比你所不以为然的历史书写更全面的感受、更深沉的体察和更宽广的精神，你无法获得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常心。而这，是你更大的失望和厌薄之所在。
明白了自己的方位和可能性，写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时，自然不敢指望可以因此解除内心的拘谨和别扭。我知道，因为远不具备超越对立面的必要的从容与宽容，有朝一日，面对自己的叙述，将同样少不了失望和厌薄。
作者简介
孟泽，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十五岁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他投身学界三十年，却因为极具个性的形象，屡屡被人戏称为“艺术家”。处世不拘一格，平生最好议论的孟泽先生，究竟会如何解读晚清改革先驱郭嵩焘呢？
目录
第一章 身世与家国
第二章 疆场与战场
第三章 从翰林院编修到南书房行走
第四章 参赞僧格林沁
第五章 国变当前
第六章 巡抚广东 与左宗棠陌路
第七章 长沙地主 一窍不通
第八章 夷务洋务 进退失据
第九章 为国家任此艰苦
第十章 西洋镜 有本有末
第十一章 与严复交好“国士之知”
第十二章 与刘鍻鸿交恶 “十宗罪”
第十三章 失败者的骄傲：不忍不谈洋务
第十四章 生前身后 百代千龄
附录：“汉奸”与“先知”（湖湘讲堂“答客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身世与家国
出身“富甲一方”的家族，但在郭嵩焘成人时，家庭仅及中产。他的命运与水有关。道光十六年，不满20岁的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在长沙一个客栈里因为相互倾慕而“同居”两月，“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一次多少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令人心驰神往的聚会。
郭嵩焘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1818年4月11日），家在湘阴县城西。湘阴位于洞庭湖东南，长沙以北，立县至今近千年。清朝，湘阴县属长沙府。在这里，很早就设置有水陆驿站，“水程之四达者，亦与陆程相准”，可谓“通达之地”。郭嵩焘在《湘阴县图志序例》中，称湘阴为“南北通衢”①。
湘阴县北七十里，是泪水、罗水合流的“屈潭”，或称“泪罗江”，即屈子自沉处。南来的是滔滔湘江，资水在这里汇人，一起流向洞庭湖，然后通江达海。此地风光水性，自然影响着民情民性。屈子、泪罗江所暗示的是一种倔强的坚持和守护，一种充满悲情的豪迈，“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中的诗句，是对于忠贞之性的自我许可和召唤，对于“独立不改”的人格的揄扬。而“智者乐水”，水是通达和包容的，充满灵性并且一往无前。湘阴的水面，何其广大，来得远，去得远，几乎无始无终，无可限定，可以容纳没有边界、没有尽头的想象。
郭嵩焘当年应该不止一次领略过《庄子秋水篇》中河伯感叹过的风光。河伯看到秋水灌河，对岸不辨牛马，以为这样的水面是天下最大的了，可是当他顺流东下，走到北海，他望洋兴叹了。他发现，那才是真正的无边无际，他说他真的是贻笑大方。河伯“望洋兴叹”的感慨，郭嵩焘一定心有戚戚焉，他也一定明白，天下多的是没有见过北海的河伯。
如果说，这就是风水，那么，郭嵩焘就是从这样的风水中走出来的。其中有忠贞之性，有认死理的固执、自信——自我认同。他的情怀正如《橘颂》所歌唱的，“受命不迁”“独立不改”。同时，他还成长了明敏的心智和宽容的视界，从这里，他经略南北，远涉重洋，终于拥有罕见的开放见识与胸怀。
郭嵩焘乳名龄儿，学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别署“云仙”“筠轩”，因为太平军兴时曾经避居湘阴县东之玉池山，又称“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因为后来在长沙筑室日“养知书屋”，学者称为“养知先生”。
按《湘阴郭氏家谱》，郭嵩焘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唐代郭子仪的六世孙、南唐广国公郭晖。这是旧式族谱的惯技，未必确切。攀附名人的虚荣，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郭家在他的曾祖父郭熊（号养湖）时，号称“富甲一方”，就是今天所谓“首富”。
他的祖父是一个豪爽慷慨的人，“性豪迈，尚气谊，然诺一语，斥千金不惜。尝制一狐裘（今天谓之“皮草”），甫成，客至，挈之以去，亦漠然不以为意”。借钱给人，不一定要求在什么时间收回，也不规定一定是多高的利息——“不刻期，不责息”。但是，这样做，不仅赢得了口碑和声誉，而且“息反赢”——利息更多。寄祖父（他的儿子——郭嵩焘的父亲，是过继的）据说也豪爽，沉静“而好深沉之思，尤喜济人之急，推解无难色”。
郭嵩焘的祖父辈，已经有人有“功名”。在传统社会，一个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常常会让子弟朝“功名”路上走，心性也容易走向“豪爽”一路。钟叔河先生认为，郭嵩焘不轻商，谓“用才各有所宜”，日后在长沙禁烟会上甚至说“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以至为人所诟病。此种观念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们家有经营商业和利贷的传统，到郭嵩焘父亲时，仍然经营借贷①。见识了从商者的辛勤刻苦，包括他们的仁厚，就不会先人为主地以“无商不奸”的纯粹道德眼光来看待天下的商人，就不会把商业看成是腐蚀性的，不仅对于“正业”、“正经”，而且是对于人性的腐蚀。
郭嵩焘的父亲郭家彪，字春坊（1794—1850），是一位好好先生，喜欢帮忙，“精医，岁储药饵，供人求乞”，这是急人之难所必需的手艺，所谓“悬壶济世”，“不成良相便成良医”，“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古人眼里，医人医国同出一理，医国医人同样是救世济民，这是一种有着很深传统的世界观。郭嵩焘的母亲（张姓）是长沙一位读书人的女儿，守礼法，重视子女学业。
因为“形势”，也因为传统大家庭多子女的“分割”逻辑（曾祖父六子，祖父四子，女儿还不算在内。沈葆桢的妻子，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活到53岁，育有10个儿女，闭着眼睛想一下，女人在能够生孩子的年龄几乎都在生孩子。当然，如果吃不饱，以至丧失了生育能力，就不能生了），郭嵩焘出生时，他们家已经“日趋虚乏”了，仅有几百石的田租，“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以后，“连年大潦，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甚至不能维持小康。
即使这样，他的父亲也是“夷然不为有无顾虑”，仍然急人之难，亲戚故旧有借贷，尽量满足，或者向另外的人借贷，由他一句话做担保，到时候人家还不了，他就代偿。因为是有钱人家出身，对钱似乎看得不重，正像一个人因为没钱，反而很在乎钱，因为贫贱，所以很在乎富贵。
郭嵩焘曾经在所修《湘阴县图志》中录有他父亲郭家彪的一首“守愚诗”，有儒者气象，也有道家风度。诗日：世人顾我笑，谓我性拘迂。我笑谢世人，巧者拙之奴。人生各有役，安命乃良图。争先趋捷径，足不履康衢。荆棘能挂身，难免颠蹶虞。适12必肥甘，菽粟或嫌粗。腐肠生疾病，属餍胡为乎。勿损人为智，勿私已为愉。欺人即欺心，造化焉可诬。人自习为巧，我自安其愚。情以愚而厚，气以愚而孚（孚，使人信服，深孚众望，此处意为充沛）。性愚故能定，貌愚故能腴（与所谓“精瘦”相反，胖的人往往容易被看做憨厚笃实）。守愚果愚哉，吾亦见真吾。
安于拙而固于穷，不欺心欺人，尽性知命，这与其说是道家的清净自守，不如说是儒家的恬澹有节。孔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说，那种太容易根据别人的需要来花言巧语和变换脸色的人，很少宅心仁厚的。曾国藩有一句很有名的格言说：“惟天下之至诚能破天下之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巧。”也有差不多的意思。
母亲的克己待人，父亲不私己不损人的“守愚”哲学，影响郭嵩焘无疑。晚年郭嵩焘在所作《玉池老人自叙》中说：“其初仕宦，即自誓不以不义之财留贻子孙。”这是一种义理的服膺，也是一种教养的体现。
郭嵩焘的叔伯辈中，很有一些奇人，这些人同样影响过郭嵩焘的成长。
叔父郭徵畴（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此人“勤敏精锐，遇事应机立断，厘剔积弊，维持大体，略无引避”。1848、1849年湘阴连续遭遇洪水，救灾的赈务，郭徵畴一个人主持，据说活人无算。此人有足够的才能“治生”，但“积产甚薄，而岁所施舍常数倍于所人”。
堂伯父郭家骥，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性格尤其鲜明：“少负才气，纵横捭阖，诙奇自喜。晚乃折节为端谨，杜门不通宾客，而上自生民利病，国家制度法令，下至市物贵贱，言之历历不爽。”
堂伯父郭家陶（钧台），贡生，此人“沉练精敏，通知人情，而崭然一出于正”。
郭家陶曾经“伟视”少年家贫的郭嵩焘，说“是子必亢吾宗”。郭嵩焘自己在家谱杂述中描述，少年读书时，天气很热，伯父郭家陶与几位朋友在阶下纳凉，见郭嵩焘仍然默坐在书斋中用功，伯父对朋友说：“龄儿遇事恂恂（恭敬诚实），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志意，无几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
这段话也许是伯父故意说给郭嵩焘听到的，伯父其实未必会记在心上。但可以想见，对于少年郭嵩焘的暗示和影响有多么重要。因为郭嵩焘不仅听到了，而且“大喜过望”，铭记终身。他一定常常以此自励自勉。而他日后所发育出来的心性，似乎也符合郭家陶的观感：恭敬诚实，但读书作文，极有个性，所谓“猛兽鸷（猛禽，鹰或雕之类）鸟”，显然还不是一般的个性，而是比喻某种特别的洞察和捕攫的能力，可以成就创造性的思想、发现和表达。而所谓“志意”“无几微让人”，也就是好胜、自负、当仁不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