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求信集——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长对文革的回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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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阎长贵，王广宇 著
出 版 社： 红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44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511754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江清第一任志职秘书，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问信文革史研究。
内容简介
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厉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目录
代前言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一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央文革在一九六七年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漫议“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
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
“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毛泽东和上海夺权（资料）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考辨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陈里宁“反革命案”始末
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七二○”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二
“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落后”——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毛泽东批发我的处女作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旗手”风波
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
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八年监狱五年流放
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我是怎样被调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与江青的接触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三种监狱生活扫描
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读《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有感
千万不要忘记实事求是——读肖冬连大转折纪实系列文章
搞历史一定要注意把史实搞准确
“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读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记忆》第二期读后
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
澄清一个事实
林彪何时成为接班人
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关于《聂元梓回忆录》中的若干史实问题
关于《吴法宪回忆录》下卷中的若干史实
后记
书摘插图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于1966年7月初，12月改名为办事组。我1967年1—8月曾任办事组组长，我谈谈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建立和变化情况。
1966年6月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成立不久，在钓鱼台办公的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信件、电话日益增多，他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迫切需要一个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来处理日益增多的文件、简报、报告、信件、电话等事务。
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成立
1966年7月初，已经住在钓鱼台办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和穆欣。不久进驻的有戚本禹、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等，因为小组成员大部集中在钓鱼台，办事机构便设在钓鱼台，为中央文革和它的成员服务。
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正式建立之前，即1966年6月以前，在钓鱼台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服务的只有原中央联络部的机要秘书矫玉山和管理员李世昌，他们二人是“文化大革命”前为写“反修”的“九评”文章写作班子服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二位留在钓鱼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分别管小组成员的文件收发和生活事务。我是1966年6月底调进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给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调令说叫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当时大部分小组成员住在钓鱼台十五楼，我们这个秘书组二人也住在十五楼。在十五楼住了几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指定小组成员穆欣抓一下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筹备工作，穆欣叫我和矫玉山从中央直属机关再调几个人，以应付日益增多的杂事。1966年7月以后，先后从中央机关调进李奎林（中调部）邹子荣、瞿怀明（二位是中办机要局），陈军明（中联部）。1996年7月上旬，办事机构迁至钓鱼台十一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原来准备设在十一楼。这时在外边办公的小组成员和他们管的办事机构也先后驻进十一楼。戚本禹原来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置和主管《文化革命简报》组也迁入钓鱼台十一楼，其中有靳耀南、范恭俭、阎长贵、李思温。由康生、曹轶欧管的调查组也驻进了十一楼，其中有张恩慈、何天齐、程里嘉和北大的一两个人。上述这些组和人员就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时的机构和人员。
就在办公室人员搬到十一楼的那天晚上，康生在十一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会，我记得这个会参加的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个人，主要是当晚住在十一楼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小组成员穆欣，调查组的曹轶欧、何天齐、程里嘉等、矫玉山和我，简报组的人员是否参加了这个会，我记不清了。在这个会上，康生首次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立。康生说办公室是为中央文革服务的机构，这个机构人员要精干，能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副主任由戚本禹、曹轶欧担任，办公室下设三个组，文电组由穆欣兼组长，调查组由曹轶欧兼组长，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组长，这些任命是康生口头宣布的，没有正式文件。这样，1966年7月上旬，中央文革办公室正式成立并按这个分工开始工作。8月下旬，江青找茬把穆欣的办公室主任撤职，叫王力接替办公室主任。此后办公室大致就是按这三个组的分工运作的，直到1966年12月把办公室改名为办事组。
办公室在钓鱼台十一楼住了三、四天，这期间先后又进驻了一批工作人员，由戚本禹管的一个写作班子从中南海搬来，他们当中有胡光明，周绍泉等人从马列主义研究院又调来第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是陈文蔚、段更新、陶文鹏、景祖坤、刘士才、侯德范、雷伯轩等。肖力（李讷）也在办公室成立后第二天进住十一楼。
七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从上海回北京，她原住在钓鱼台五楼，后来她要住十一楼，办公室为了给江青腾房，只好从十一楼搬到十六楼。主管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小组成员穆欣由于事情多，日常工作委托我和矫玉山做。戚本禹管的《文化革命简报》委托范恭俭管日常编辑工作。七月中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党支部成立，选举范恭俭、张恩慈和王广宇为党支部委员，分工是支部书记范恭俭，组织委员王广宇、宣传委员张恩慈，这三个委员是按每个组推荐一个支委的原则产生的。
办公室的三个组，简报组主要编辑《文化革命简报》，调查组的任务则是调查北京高等学校和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业务范围比较明确、单一，唯独文电组的业务范围没有界定，说是管文件、电报、电话，实际上是秘书室，小组成员什么事都找文电组办，他们外出接见、开会要文电组安排，随从小组成员外出开会做记录，通知开会，联系红卫兵组织等等，凡是没人管的事，文电组都要管。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文革成了革命“造反派”的后台，后来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的工作量，不断增加，为了及时掌握红卫兵的情况，支持“造反派”，文电组开通了两部北京市市内电话，日夜接红卫兵打来的电话；开通三部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接全国红卫兵的电话；这样又成立了市内电话组和长途电话组，有六七位同志专接电话。这时陈伯达、江青收到的信件与日俱增，给中央文革的信件、电报、高峰时每天有两三麻袋，有的外地红卫兵发来的电报长达几米的电报纸。在这样繁忙工作中，工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即使如此也难以应付，只好再进行分工，便在文电组内成立了中央文革办信组、陈伯达办信组，江青办信组。江青的信件从一开始就委托戚本禹办，后来信多了戚本禹办不过来，又交给梁川继而交给阎长贵办，接着又调了一些人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的负责人是阎长贵，成员有邓绍英、陶文鹏、刘士才和部队调来的两个同志。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和陈伯达办信组约有三十多名工作人员专门办信，就是这么多人办信只能在大量信件中筛选出重要的先办，极重要的才能向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
九月，又通过总政从部队调来一批人，大部分被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首府充当中央文革的记者，少数人留在办公室分配到各组。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办公室的领导，从《解放军报》调来了杨子才同志，他被安排到办公室的值班室，除了管理和联系从部队调来的人员外，也和大家一样做些杂事。
办公室各组人员的逐渐增多，钓鱼台十六楼一层的几个房间就显得异常拥挤，于是就在离钓鱼台不太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文化革命前为某些领导干部建造的几栋别墅式的小楼，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能进住的花园村一号，共有四五栋小楼。在这里先设立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不久把原在解放军报社编印的《快报》和《文化革命简报》合并到记者站。大约在1966年年底三个办信组除江青办信组外其他两个办信组也陆续迁至花园村一号。
二、撤销办公室，改为办事组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改组办公室，据说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认为办公室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管，领导不力，以后小组成员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职务。就在这时，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张文荣。宋琼来到中央文革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原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原来的三个组，由宋琼牵头组建中央文革办事组。大约在1966年12月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发出了一个关于组建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文件，办事组取代了原来的办公室。办事组共有五名成员，他们是宋琼（组长）、陈满池（副组长）成员有扬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文件发布后，陈满池没有到任。这个办事组的任务，是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接受“文革”小组分配的工作，管理办事组下设的各小组的工作。宋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他上任后开始建立一些制度，首先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即《要事汇报》，它发行十几份，主要上送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小组成员，和个别列席“文革”小组会议的人员，内容是重要事情的报告、请示；不定期、不定时，有重要事就报，每期字数几十字最多有一二百字。办事组成员分工是宋琼抓全面工作。直接同中央文革领导打交道，参加小组会，杨子才主管《快报》《文化革命简报》和记者站，张文荣编写《要事汇报》；王广宇协助宋琼管理和起草文件。办事组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刚刚开始建立一些制度，没想到1997年1月中旬，解放军报在肖力领导下，造了原总编辑胡痴的反，以宋琼等同“反党集团”有牵连为由，于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开着几辆汽车闯进钓鱼台，到十六楼把宋琼等三人抓回解放军报批斗。至此，这个短命的办事组，就成了空架子，剩下王广宇唯一的原办事组成员。宋琼垮台后，戚本禹在办事组值班室当着几个工作人员的面宣布王广宇为办事组组长，这个任命既没有任命文件，也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王广宇不能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有些事情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戚本禹又宣布，以后办事组的事情由他管，有事直接向他请示报告。1967年后，办事组在钓鱼台十六楼的工作人员只有二十来个人，都是直接为小组成员服务的，值班室有四、五名，职责是按小组领导的指示，通知小组成员和列席成员开会，负责安排小组定的会议、接见，随同小组成员外出做记录做临时秘书，收到紧急情况随时向小组领导口头或书面报告。接受小组成员布置的各种临时任务；编辑《要事汇报》。1967年2月以后，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卫兵搞大联合和各省市成立革委会，又抽出两三名同志专门安排这些会议。留四五名专门接市内和长途电话，保密室有两个人专门管收发保管文件，打字员两个人主要打急需文件和《要事汇报》。
上面是中央文革办事组驻钓鱼台十六楼的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