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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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明善 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53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904671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对《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第1～39辑）之精品栏目“国是我见”中的文章优中选优，选出精品文章近120篇。
读《国是我见》，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为国是建言献策。
目录
陈抗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黄有光跳下地狱？走上天堂？
王松奇为什么说“大陆缺个李国鼎”？
梁小民为什么民营企业做不大
韩朝华保护私人产权是保护大款吗？
张晓晶次贷危机的警示：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胡海鸥 不见得比我们聪明的西方人为什么比我们成功？
朱恒鹏周扒皮为什么半夜学鸡叫？
董国政战争：图际资本的狂欢节？
李海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三大法则
党国英家庭的产生与颠覆
陈抗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兼谈“反公地悲剧”
董国政从消费行为看战争
乔良王湘德算计成本和收益的战争
赵泉人从真理到谎言？
朱恒鹏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朱恒鹏 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朱恒鹏谁的新农村：土地何不归农民所有？
富景筠资源丰富是经济成功的条件吗？
韦森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
茅于轼追踪钞票的周转
俞宪忠让中国农民富裕并不难
韩朝华官员行为的公益性和私益性门
胡海鸥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门
翟华老庄遇上基尼：幸福快乐不仅是一种感觉门
程亚文中国还需过大关
徐昌生百姓的自主生育妨碍国家的强大吗？
徐康宁“软实力”的背后是什么？
朱恒鹏免费的午餐——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一 门
朱恒鹏医保的困惑——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二 门
徐康宁全球化的代价
宋胜洲负责任的政府门
徐昌生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公立大学太多
高明华国有企业是做什么的
韩朝华改革反思应戒泛道德化清谈
韩德强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恶
程亚文人口再生产宜均衡适度
朱恒鹏疯狂的药价
董新兴孙德圣关于制度与效率的通信
王松奇漫话世界一流强国的三维标准
荆林波政府管制倾向
李海舰解在哪里？——求解之道
王松奇我们手中的货币会不会变成贝壳？——漫谈全球化中的国家战略和价值观
李海舰产品的革命：产品是什么？
……
书摘插图
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
陈抗
每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存在部门利益（包括地方利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部门利益像我们中国这样和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联系得这么紧密、在体制中获得这么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部门利益个人化演变到今天，已经直接地危害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市场机制的建立，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社会中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和危机事件，都与部门利益个人化有紧密联系。部门利益的喧嚣是和谐社会交响乐中最刺耳的噪音。整合部门利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部门利益个人化曾经是一种“风险补贴” 部门利益个人化，实际上是改革初期为了激励政府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而提供的一种“风险补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对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结论。能够从上到下推动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重新陷入“放”与“收”、分权与集权的怪圈。要把握历史的机遇、形成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就必须推动白下而上的全方位改革。而民众当时对改革有巨大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源泉。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体现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的强烈欲望。只要不受压制，这股改革力量就能够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给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注入强有力的生命力。显然，自下而上的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广大群众挖计划经济墙脚的行为会不会容忍、敢不敢放任。
然而，地方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由于维护计划经济的法规仍然有效，而改革的试验往往要经历一段“不合法”的过程，支持或者默许改革就意味着要冒“违规犯法”的风险，很容易被抓住把柄而受到整肃。今天的改革急先锋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因此，即使那些思想解放、务实求新的地方干部也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中箭落马”。所以，改革领导人一方面要不断呼吁干部们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另一方面，还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官员支持改革，把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市场化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财政困难、政府官员收入低的条件下，允许政府部门创收以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便成为一种“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创收政策与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隐性补偿机制。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得到认可。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商店、企业等经济实体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创收结果的差异性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政府官员的奖金与福利出现很大的差别，进一步激励他们通过制度创新扩大创收、改善个人福利。
隐性的补偿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阻挠和限制，使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得以大面积、大范围地推展。与此同时，一个自身利益与市场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利益集团逐渐在体制内形成，使改革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政府部门的创收活动逐渐演变成制度化的集体腐败行为。当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之后，支持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继续允许政府部门创收相当于提供过时的“风险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特点和危害
部门利益个人化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三大鲜明的特点。一是部门利益个人化的合理性不受质疑。部门领导维护部门利益时理直气壮，俨然一脸为集体谋福利的大义凛然。上级领导对此行为也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有过“屁股指挥脑袋”的经验。政府部门利用特权，通过违反国家法规的方式获得部门利益，最后集体分肥。而人们对这些集体腐败、公款行贿的现象也开始见怪不怪，有的甚至公开地总结和传授“创收”经验。
第二大特点是部门利益的合法性由于在界定部门权力时广泛使用“创造性模糊”而逐渐树立。随着改革的深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法规被淘汰，市场经济的法规也逐步建立起来。然而，由于立法过程不讲究利益回避，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一方面试图将本部门既定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想争取更多的利益。激烈的讨价还价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而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创造性的模糊”。模棱两可的法规造成行政权力多头授予，赋予多个部门规章制定权，为部门竞相创租留口子。
第三大特点是“创造性模糊”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出现“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现象（对于“反公地悲剧”的概念，本人在《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争夺监督、检查、审批权。因为有了“合法管理权”就有“合法伤害权”，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多个政府部门在他们管辖的行致“公地”上竞相创租、抽租，毫不顾忌他们的攫取行为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带来的总体伤害。另一方面，从“合法伤害权”衍生出来的“合法扶助权”也可以为部门获得利益。帮助被抽租对象减少“伤害”往往需要阻挠别的政府部门行使权力。所以，一部门行使“合法扶助权”就会限制其他部门权力的行使。多个部门一起行使“合法扶助权”，互相牵制，使政府的执政能力成为一种“反公地”。实际上，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制约其他相关部门的管理，但是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权。那些由七八个政府主管部门共同下达的红头文件看似来势汹汹，实际上效果甚微。
显然，部门利益个人化危害极大。首先，“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大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见利益就争，见服务就推，见责任就躲。只有等到问题累积成危机时才有人过问。
其次，创收游离于正常财政开支之外，其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形成了腐败的温床。集体腐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
再次，政府部门的创租活动鼓励垄断、限制竞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攫取行为给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设置进入壁垒，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这对于市场的培育、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另外，部门利益的影响使公平竞争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无法建立。中央各部委的规章以及各级地方人大的法规不一致、不协调也影响法规的权威性。
最后，创收导致政府部门的不断膨胀。为了创收，需要扩大创收队伍。而创收队伍的扩大又制造了创造更多收入的需求。
整合部门利益势在必行
整合部门利益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切割。
首先要规范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转型过程中靠部门创收提供激励的方式必须停止。对公务员、政府官员的激励应该为级别晋升，相应的收入和待遇必须由国家统一规定、发放。
其次，要立法废除和禁止预算外、体制外收入。所有政府收入、开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内，受各级人大监督。中央、省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必须合理化和制度化，也必须立法杜绝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层层盘剥。
最后，要建立利益回避制度，通过立法解决多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的问题，清楚地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与权限。
以上三点改革必然会牵涉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受到多方阻挠。但也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998年中央禁止军队经商、分离军队企业的变革就是一个先例。当时涉及的利益之多、人员之广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一旦中央下定决心，辅之予合理的利益补偿，变革的攻坚任务还是得到圆满完成。
整合部门利益与目前正在酝酿实施的“大部委制”有实质性的区别。诚然，“大部委制”可以减少部委外的职能交叉。但是，如果不在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问作切割，部委内实质性的整合将难以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利益格局没有改变，各种创租和抽租活动也不会减少。现在有一些地方实行了“阳光工资”制度，希望以此来废除创收和小金库，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从实施的初步效果看，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对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管，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废除部门创收。而这方面的立法、执法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理顺，都必须在全国统筹解决，不是单一省、市力所能及的事。
其实，切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不但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于一些部门领导来说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没有了扭曲政绩观引导下攀比竞争的浮躁，换来的是量人为出的实在。告别了庞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告别了为把盘子做大而不惜冒险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提心吊胆，还告别了为遮挡伸到盘子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手而产生的各种烦恼。从乱到治，有失也有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