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2009年5月·总第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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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岩 主编
出 版 社：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杂志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160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7100298600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展示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历程，展示出人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认识是如何由浅入深．从片面向更多的方面扩展的。它也显示，哲学压缩了宗教的辖区．而宗教则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以维护它的阵地。中国哲学史用事实说明儒教形成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直到今天，人们还不得不背着因袭的重担，不适应现代化的步伐。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累深厚，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但特点并非尽是优点。正如鲁迅批判的所谓“国粹主义”者们，好比一个人头上长了个赘疣。对这个人来说可以说是“粹”，但这又有什么值得保存的价值呢？如果我们对遗产不善于区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就可能把赘疣当成“国粹”，可能把缺点、弱点当成了优点，被死人拖住活人前进的脚步。这是我们要警惕和要避免的。
目录
特别关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是一道分水岭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系统的建构——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文史百题
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文入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巨擘
“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早期话剧
诗文欣赏
落花消息费传递
读江浞《南台酒家题壁》诗
文化史知识
杞国寻踪
说说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
连载：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
交通近代化与公共秩序（二）
交流与比较
曾朴与法国文化的世界
那珂通世、林泰辅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
学林漫话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一）
记夏承焘老师一次讲学活动的前前后后
民俗志
守望传统节俗的精神家园——谈有关蛋的文化习俗
人物春秋
不废江河万古流——隋代杰出科学家宇文恺
小说丛谈
无往而不在的面子问题
文学人物画廊
凤姐是风月人物吗？——趣话王熙凤（五）
随笔札记
鬼诗是怎样生成的？——“鬼话连篇”之五
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北京文化史谈丛
尹志平与北京道教
讲堂实录
经典是这样铸成的（五）——《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研究综述
清代诗词研究现状刍议
信息与资料
欢迎赐稿、季羡林、任继愈等出任中华书局学术顾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最新出版图书、《寻根》2009年第2期要目、
《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璞稿》首发式暨研讨会在昆山举行
书摘插图
特别关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是一道分水岭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五四运动”这一名称，至今亦已九十周年。它被标识为中国青年的节日，则已七十周年。九十年来，针对“五四”的著述，可谓叠床架屋，数不胜数。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五四”的探究与纪念，就因为它是破译现代中国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诚如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所说，“不了解这个运动的源流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脾性”（《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6页）。
然而，时至今日，恰值九十周年值得隆重纪念的大典之年，却有许多历史学家深感为难，觉得“五四”已经没有什么可说；它的价值、意义和源流已经被前人说尽了。要想讲出点新意，可谓难而又难。
由此，笔者不禁想起沈尹默先生所说“五四”时期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一语（《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003页）。“分水岭”一词，正是各家各派阐释“五四”的最大公约数。无论赞美，抑或咒骂，无不承认“五四”是一道分水岭。也正因为它是一道分水岭，才有赞美与咒骂两大极端。当然，这道分水岭所分的，绝不限于新旧思想、文化两大断面，因为它早已演变成为“全民族的运动”，因而是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既然是分水岭，就具有蓄积和宣泄、流动和转向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五四”之所以由“事件”扩大为“运动”，由“学生运动”扩展为“民族运动”，正是鸦片战争后各种历史因素蓄积的结果。因此，讲五四运动的“来龙”，至少不能脱离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不能脱离对20世纪初国际格局的深刻体认。讲五四运动的“去脉”，尤其不能脱离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认知，以及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深刻改变。当“五四”带着历史蓄积的能量蓬勃而来时，它凝聚了历史的合力。而当它向下宣泄时，则产生了分流与分化。究竟哪支流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预示着中国的未来，那是要“出水才见两腿泥”的。
有趣的是，当“五四”一登场便被定性为一场爱国运动时。有人却发现它“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当“五四”作为一场反帝运动的特性被强调时，有人又指出它“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爱国”却“不爱”中国旧文化，“反帝”却“崇拜”帝国主义“文化”，这难道不是一对矛盾吗？对此，杨振声先生道中了其中的奥妙：“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五四运动回忆录》下，990页）。这种“矛盾”，毋宁说反映的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以，机械地、单面向地或者形式化地看“五四”，是看不出所以然的。
毛泽东对“五四”有一个重要论断，即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他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认为，“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251页）。这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讲五四运动的“转向”作用。这一转向的价值和意义，重在反封建。亦即其民主革命的层面。
然而，北伐与第一次大革命。不过是“五四”这第一道分水岭之后的第二道分水岭。第二道分水岭之后，国共两党分家，相互打了十年。于是，新民主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被凸显出来，中国前途的必然指向露出曙光，这就进一步彰显了五四运动作为第一道分水岭的意义。
周策纵先生在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说过，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这一看法，实已蕴含在上面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论断当中。作为思想启蒙面向的五四运动。无论是它所标举的“科学”与“民主”大旗，抑或是它所倡导的新道德、新文艺或新文化，都超越了党派的意识形态。然而，从“五四”还走来另一种新思想与新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对这一新思想与新理论的抉择，构成了思想启蒙面向的五四运动的第二道分水岭。从此，民主主义者的大联盟（毛泽东称其为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开始分化，中国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之外，又多了一个如何对付资产阶级的问题。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一个讲演，后来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被选人《毛泽东选集》。这篇文章最值得关注的论点，就是对“转变”的强调。由“五四”所开启的“转变”，明显地成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这一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价值。毛泽东是将其放置在近代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中进行论述的。在它之前，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它之后，则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通过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序列。中国近代历史形成了逻辑样态，“五四”的分水岭意义也就更加得以彰显，不仅成为历史发展阶段的界标，而且成为历史必然性思想的生动说明。
与毛泽东的解读不同，自由主义者更乐于将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将其说成是一场民族的灾难。近十年来，某些新儒学人士对“五四”的讨伐之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这是任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运动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不过，总体来说，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之外，自由主义的解说系统更具有合理性，而当代新儒学的极端论述则几乎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
自由主义解说系统的价值在于，它强烈地感受并申述了“五四”遗产中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个性、新文艺等等的面向。问题在于，它无法回答，这些东西为什么最终不能在中国扎根，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了“五四”所开启的历史之流的主脉。他们似乎很不情愿从历史的结果上反思历史，而是更乐于从历史的起点上漂流游荡，从而颇给人一种沾沾自喜、一厢情愿的感觉。而保守主义者在这里又成为了极端的反历史主义者。因为，他们从来不顾具体的历史情境与背景，而是将中国文化置于历史的真空之内，绝口不问“可能”与“不可能”，一味地纠缠于“对”或“不对”。而对“对”与“不对”的纠缠，又几乎没有理性可言，从而让自己徒然成为了冬烘先生与抱残守缺的可怜虫。
其实，从“五四”这一分水岭中所分化出来的，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两类人。他们脱胎于同一个母体，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而从当时的政治知识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民主宪政的研究深度，以及对世界整体走势的把握高度，都远远把自由主义者甩在了后面。最鲜明的对比是李大钊和胡适。从《李大钊全集》可知，李大钊此时对欧美及日本国体、政体的研究已经达到让人惊叹的程度。他之所以倾心俄国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不能不说与他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深刻研究相关。而胡适在当时大概连一个政治学家都算不上。胡适真正的兴趣与专长是白话文学。这就与李大钊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不消说，李大钊还是意志顽强的实践家，胡适不过是一个徒逞口舌之能的鼓吹者。后来，胡适转入整理国故，与新月派的一批同人办杂志，政治学方面的著述还得靠罗隆基一类人物支撑。胡适如此，留美归来的吴宓、学衡们更是如此，承继林琴南衣钵的旧派自然更不在话下。
所以。同样是从“五四”走来，但在分化与分流的大形势下，较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们已然过时了。这就如同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虽然还活跃在舞台上，却不得不在历史的必然性前让位于胡适一派青年。此时。胡适信仰的民主主义还来不及耍弄，就已然过时了，尽管依然不肯撒手。而同样出身于民主主义的李大钊，此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更受青年学子追捧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与时俱进的要义所在，也是“分水岭”所再次映现出的历史辩证法。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史实是，在“五四”之后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主流的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而是社会主义。甚至在1927年夏国共分裂后，马克思主义却表现出向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扎根的态势。这就是“五四”作为分水岭所演化的最终结果。
认识历史，有时需要史实的归纳，有时则需要逻辑的介入。在观察历史的分水岭时，逻辑的作用甚至往往大于史实的再建。沿波讨源，自由主义者可以痛心疾首，保守主义者可以跺脚哀嚎，然而历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观察五四运动，要看它的“源”，更应该看它的“流”。从“流”上看，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的闸门，而非其他。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系统的建构——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发起和领导的一场要求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以“德”（民主）、“赛”（科学）为武器，反对以封建的旧伦理道德、旧文学艺术、旧政治、旧宗教等孔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同时要求建立以自由、平等、民主、理性为基础的新文化系统。因此，历史学家往往把“五四”运动归结为一场伦理革命。
一 伦理革命
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戊戌变法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以民权为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动的进攻。他们以民权之说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极力鼓吹与政治制度改革相关的经济制度改革。但是，对于伦理问题，他们却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几乎是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包括早期的薛福成、王韬、陈炽，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都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改革，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议院、伸民权、兴商务等等，但伦理问题则不能变，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还必须维持，因为这是维持一个国家或社会正常秩序之纲，是不能轻意废弃的。“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无父子兄弟之伦者，不足以存种族也”；“无夫妻之伦者，不足以广嗣续也”（陈炽《庸书外篇卷下审机》）。所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主要还是启政治思想之蒙，还没有触及伦理价值观念方面。辛亥革命从思想启蒙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场以民权易君权的政治运动，这虽然比戊戌时期的伸民权抑君权要深刻得多，但仍未超出政治思想启蒙的范畴，这种只限于政治思想范围的启蒙，其反封建性是不彻底的。
“五四”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而其反封建的彻底性则远远超过了后两者，这就是提出了伦理革命的问题。诚如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去破坏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1号）。“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把忠孝节义、君臣、父子、夫妻等三纲五常称为奴隶道德。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必然会追根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因此，孔子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的目标。因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新青年》第2卷，第4号）。
孔子所提倡的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自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建设的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能相容。要铲除封建伦理道德，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倡打倒孔家店，批判孔教，反对传统旧礼教的思想先锋，以陈独秀、鲁迅、吴虞、高一涵、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言论代表了“五四”时期以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思想。如鲁迅在
1918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种以小说的形式向封建旧礼教发动的猛烈进攻，比较吴虞等声嘶力竭的呐喊更具有深度，也易为新型知识青年所接受。用“吃人”来形容封建礼教，以“坟”、“死亡的闸门”来形容封建文化，这些象征性的符号，较诸理性批判更容易刺激人们的感观，使人们一想起封建旧礼教、旧文化便难免毛骨悚然。这种反封建的斗争手法，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鲁迅所特有（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先生文集》，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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