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辩论：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历史）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化,中国文化,
作者： 王东平著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12-1字数：版次： 1页数： 43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647766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书系的作者们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公正公允。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目录
绪论
第一章中华文明起源的争鸣
一、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由来及其最初争鸣
（一）中华文明西来诸
（二）关于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最初争论
（三）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早期争论的认识
二、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论争
（一）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复起：20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的认识
（二）中华早期文明二元论的假说：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三）西来说的进一步动摇：齐家文化之探讨
（四）新西来说的穷途末路
三、20世纪下半叶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
（一）文明是什么？
（二）文明的要素
（三）文明的演进历程
（四）“大一统”还是“满天星斗”
（五）文明起源的地域和时间
第二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鸣
一、民族：年轻的名词，古老的事物
二、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鸣
（一）50年代初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二）叶菲莫夫与范文澜：投石激起重重浪
（三）争鸣：横看成岭侧成峰
三、另一场争鸣：60年代以来民族形成问题的理论探索
（一）60年代学术界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二）新时期以来关于民族相关理论问题的再讨论
四、新时期以来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新探索
（一）汉民族形成于秦汉说的新阐发
（二）关于华夏族历史的讨论
（三）汉民族以南方楚族为基础于汉代形成说
（四）汉族族称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第三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争鸣
一、历史传统与新课题
二、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讨论
（一）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三）少数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
（四）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问题
（五）民族英雄问题
（六）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
（七）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
（八）和亲问题
三、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新争鸣
（一）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三）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问题
（四）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问题
（五）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
（六）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
（七）“和亲”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编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中华文明起源的争鸣
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和古代中国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它们在人类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引领作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人类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世界性学术课题，一百多年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国际学术界曾经有一个时期认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研究，现在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最早的文明之光是出现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上所说的“希纳国”（IJand of Shinar）。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时，耕耘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人们结成的农村公社，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人类社会中第二个文明的诞生发生在古代埃及，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王朝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时的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了文字。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了另一个文明。印度早期文明的发现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印度河下游地区一块叫做摩享约•达罗的地方所进行的考古工作。科学的考古发掘显示，它们是一系列曾经十分繁荣的城市遗址，之后相继开展的其他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面纱。印度河流域文明，按照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地命名的习惯，称为哈拉巴文化，其年代是公元前2300-公元前1750年，具体地说，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其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年。
中华文明的起源更是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那些曾经引领人类前进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巴比伦文明的发展中断了，印度文明也由于雅利安人的侵入而被覆盖，今天人们只能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和博物馆的展品，才能感悟和领略到它们昔日的辉煌。但是中国文明却不是这样。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发展绵延不断，一脉相承，辉煌灿烂，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当然会深深吸引着中外学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早期人类文明中的其他文明古国先后发现了五千年前后的城郭、金属器物、文字，从而使五千年文明史建立在科学的考古成果基础上。相比之下，中华五千年文明却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明。就传世文献而言，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中的《虞夏书》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说明当时是建立了国家，但经过后代学者的考证，《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文书，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是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这些文献不能作为当时历史已有文字记载的证据。这样，尧、舜、禹及其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做是古史传说时代[2]2。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对于揭开中华早期文明之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l5万片有文字的甲骨以及精美雄浑的青铜器、兵器以及车马、大型宫殿、陵墓等，揭示出商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人们认定它属于商朝后期的文化，因为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商代文化进入到文明时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再往上追溯，却线索不清。中国考古学的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么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孩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这样，中华文明的起源就留给中外学者一个巨大的问号。
早在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诸说的争论，都是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当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后，争鸣又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可以说贯穿了近现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世纪之交，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近百年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基础上，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掌握了更多的翔实的材料，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对自身早期文明的起源探索给予热望，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形象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形象问题，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了解古代、现代的世界，乃至把握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对于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由来及其最初争鸣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最早的论辩是中华文明西来诸说之间以及与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的争论。l920年，法国学者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史》一书中的第一章对欧洲数百年来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评说；1929年中国学者何炳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号上发表《中华文明起源之新神话》一文，主要参照考狄的资料，将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诸说向中国读者介绍，并加以评论；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册，在《种族之起源》一节中，也详细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诸说。以上是研究20世纪之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论争的重要成果。较新的成果有陈星灿1997年出版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一书中的相关评述。本书的撰写参考了上述成果。
（一）中华文明西来诸说
1.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
中华文明西来说最早的说法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此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thanase Kircher，1602—1680），他在1654年出版的著作《埃及谜解》（Cedipi Aegyptiaci）一书中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后来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图说》（ChinaIllustrata）中加以重申。后者166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原文为拉丁文，1670年又翻译成法文出版。基尔什尔关于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字与埃及的古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其中必有联系，他在《中国图说》第六编中专论中国文字，计分五章，第四章讨论《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异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古代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是从埃及传人，只不过后来中国文字发生变异。他说道：
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各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籍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
含之子孙，既率其殖民者以至中国，并携文字以俱往，唯并未将埃及象形文字所含之真义全部传入也，仅取其足以说明思想及表示概念与情感之必要部分而已，唯稍粗率耳。
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上所有事物均创制有文字，而足以应付一切之用途，此可于其编年史及其文字之形象上见之：盖其制造文字之程序与埃及同；最初所造者所以代表鸟兽；继之以虫鱼，终之以草木，线，点，圈，及其它事物。然文字虽同而与后代中国人之书法已异，盖因对于事物经验丰富之后，学术较深，能力较大，故将文字全部加以改变，将鸟兽草木均置于相似混乱之中以求古代书法之更为便利而简短焉。
与基尔什尔观点相同的还有同时代的波兰人波因谟（MichelBoym，中文名字是卜弥格），此人也是耶稣会教士，曾来东方传教，1659年死于中国广西。对于波因谟，何炳松先生评价说：“其中国学问甚为浅陋，且亦博而不精，盖一长于神思而拙于考订之人也。”
1716年，从事古代商业研究的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主张，不仅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印度也是一样。他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业航海史》一书中写道：
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人之主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及商业之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人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必属埃及人。
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尤堪注意。中国人对于本族起源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