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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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锟著
出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22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2006806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决定了其从形式到内容的独特性；同时，作家们的创作思考又丰富和发展了东正教哲学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东正教精神是阅读和理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本书即从这一视角对俄罗斯经典文本进行了系统解读，深入论述和分析了其中所体现的东正教观念、宗教隐喻以及相关的体裁和诗学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视角的广度。
作者简介
刘锟，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学术专著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第二作者）、学术论文《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文化维度》、《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艺术和观念戏剧》、《（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事话语分析》、《东正教哲学精神与俄罗斯文学审美文化》、《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阐释学》、《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及其个性化特征》等20余篇；参加并完成教育部课题两项；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目录
序言
第一章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创作题材的影响
第一节 福音书题材
一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与福音书文本
二白银时代的作家对福音书文本的重构
三20世纪作家创作中的福音书题材
第二节 圣徒传题材
一俄罗斯文学中的教会圣徒形象
（一）佐西马长老
（二）《大堂神父》：萨韦利图别罗佐夫
（三）谢尔盖神父
（四）瓦西里费维斯基神父
（五）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
二民间圣徒形象
（一）旧礼仪派
（二）民间的神圣者
（三）圣愚与圣愚气质
第二章魔鬼形象及其诗学隐喻
第一节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魔鬼
第二节 白银时代作家与魔鬼主义
第三节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魔鬼形象
第三章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观念
第一节 罪与罚、苦难与救赎
第二节 怜悯观
第三节 弥赛亚观
第四节 恶的观念
第五节 女性观
一女人的罪恶与救赎
二女性——虔诚奉主的圣徒
三女性——宇宙智慧的象征
第六节 “安宁”观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创作题材的影响
第一节 福音书题材
如果把《圣经》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学形式来看，它无疑属于宗教神话范畴。宗教神话是一个特殊的、自然合理的人类精神领域，它的内容属于神灵存在的领域及其与人类存在领域的交点上。基督教神话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更是不可替代的。耶稣基督正是这一基督教神话的核心，基督诞生事件具有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意义。俄国宗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神父论述道：
犹太人的生活事件呈现出宗教意义，历史仍是历史，同时也变成了神话。但这种把本体的和历史的，把神话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惟一例子，毫无疑问，是福音书中的事件。这些事件的中心是具体化的上帝——言（即为道或逻各斯），他与此同时又是诞生于希律王执政时期、受难于本丢‘彼拉多的人——耶稣：历史在这里成为能被信仰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出最直接、最伟大的神秘剧，历史和神话通过道成肉身而吻合，融为一体。
作为神学中“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个位格的耶稣基督，他的绝对意义来自何处，又应给他的人性和神性一个怎样的理解，一直是为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所困惑的问题。宗教神学界公认的说法是，耶稣是其人名，是据犹太人的传统，从《圣经旧约》人物名字中所取的一个名字，耶稣就是希伯来语约书亚名的希腊译音；基督是其神名，一开始只是一个头衔，相当于“先生”之意，继施洗者约翰之后，人们赋予基督这一称谓以“弥赛亚”的含义，二者相加才是统一的位格，即基督具有神人二性，“只强调历史的耶稣（19世纪以来的做法）和只强调神性的基督（传统基督学的做法），都是片面的。”
基督这一形象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文化及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和埃及、叙利亚等民族从远古模糊的宗教梦想中走来，经历了无数的幻灭和打击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盖世无双的人作为诠释者。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在西欧，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早期的乌托邦人道主义对基督教的理解做了修正和改观，使它不再是只是神秘主义的和社会道德层面的东西。这些观念虽然仍是从宗教的视角看待世界，但在主观思想上却是以人代替了神。对于人本性的乌托邦乐观主义的理解导致基督的形象失去了一切神秘性和深度。这在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勒内（ErnesRenan）等人把基督耶稣仅作为历史或神话人物来理解、对福音书事件进行合理化或神话化阐释的作品中尤其明显。
在这些作品中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历史或神话人物、流浪布道的哲学。家和令人信服的老师，最后被当做叛乱者处死。德国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的《耶稣的一生》的立场和出发点是极其相似的，即 把耶稣基督当做半人半神，出于给这个部分自然又部分精神的人物作传的目的，对教会教条中的种种假定和不可信之处进行批驳。这说明教会的基督和一般意义以及历史概念中的基督是不相容的。教会的基督不可能作为传记的主题。“基督传这个概念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变革，将导致传统信仰的总崩溃。它是神学不可避免地注定要衰落和毁灭的陷阱。”
勒内作品中的耶稣基督充满魅力，他年轻、俊秀、富有智慧和才气，敏感而又富于同情心，具备一切正面的品质，人们把他作为自己的期待和幻想的化身来追随，他的死引起人们巨大的悲痛、惋惜和困惑，而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这个形象就像乌托邦主义者一个美丽的幻想，失去了其神性和奥秘。他之所以对人是一种诱惑，是因为这样纯洁的天性和美德是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于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在西欧各国的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各种风格体裁的基督人化或类似基督的人物形象。同时，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被当做一种终结性的事件，被用来对人类存在问题进行思考。而在基督教神学界，对于耶稣基督宗教意义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并且产生了许多基督论专著，如英国宗教神学家、基督教普世神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的《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等。
福音书是《新约》中记载耶稣生平事迹和训诫的基督教经典，包括《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四部。毫无疑问，基督教因基督而得名，作为犹太教一支的基督教派的产生也是基于对耶稣基督这一人物事迹的神秘化，而记载耶稣神迹的四部福音书则成了和《旧约全书》相比肩的基督教教义的主要依据。其中的《约翰福音》尤其以强调耶稣基督布道、治病、受难、复活的神迹而把这一人物的神秘性推向极致。其实，据研究者考证，四部福音书的形成都是综合提炼了公元纪元前后流行于亚、欧、非三洲广大人民之间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传说的因素。
长期以来，直到20世纪末期，对耶稣其人的神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因此，在基督教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有人在进行着探明拿撒勒的耶稣这一形象的意义的尝试，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每一个时代来说，耶稣的生平与教导都提供了对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最基本问题的答案，而且这些问题是向福音书中展不的耶稣这个人提出的”。因此《新约》中对于耶稣基督事迹的记载是形成这一形象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基础。
四部福音书由于作者自身个性特点的差异，其中所体现的耶稣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传授自己学说的老师形象，他与反对者辩论，以高尚的爱对待前来求助的人们，为他们除去精神和肉体上的苦痛。这部福音书对耶稣的言行轨迹有准确的、一丝不苟的记录，耶稣的话是作为公理被记取的，因此其中的耶稣形象是鲜明、有力而具有权威性的。
《马可福音》较为简短，耶稣的言论和学说比《马太福音》的记载简练，这是一个智者形象，他的话具有强烈的预言性，这里的耶稣仿佛是以多种面目出现的：时而显得可怕，时而仁慈并充满智慧，时而散发着神的光辉，因此基督的这种形象更加显示出神性的难以企及和无法参悟，因为神性本来就是无法描述和观察的，人们只能去猜测其中不可言说的秘密。
《路加福音》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独立，时空上的叙述较为连贯（包括耶稣出生前的事件），耶稣的学说通过训导和治病的寓言加以阐明，而不像《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样直接记述耶稣的言行，其中有不少对耶稣的间接描写，例如通过别人的感受和反应交代事件。因此可以说《路加福音》更加文学化一些，表达方式也更加丰富和多侧面，耶稣基督的身世及其与周围人的交往更加显而易见，但也不乏神人二性的神秘之处，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一个人，而是神，是神通过人形的显现。
而《约翰福音》和前三部福音书相比更倾向于其中的神秘启示，它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不断地暗示耶稣基督的神子身份，他的学说也是以格言警句等紧缩的形式以及他所行的奇迹得以阐明，并伴以关于人类未来所面临的考验等预言，这里的耶稣基督对于弱小的人类充满悲哀和同情，例如他把自己比作牧羊人，要为羊群牺牲生命。因此《约翰福音》中的耶稣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形象，他传播神圣启示，为天国的使命而牺牲自己，使得这一形象对于作家们来说更具有神秘的吸引力。在后来的人们对于耶稣基督形象的理解和接受中，都带有个人、学派和时代的特征，因此每一时代描述耶稣的方式常常就是了解那个时代精神特质的一把钥匙。
形成对耶稣形象的品格和意义理解的多样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四部福音书所记载的许多细节的不一致性，这为人们提供了怀疑和想象的空间，导致两千年来这一人物一直生活在人们的种种虚构中；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耶稣的神人二性的特殊属性使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常常产生困惑，当面对现实的存在所进行的哲学思考陷入困境时，便希望到人类精神生活中产生过决定性作用的症结之处——耶稣受难这一伟大事件中去寻找答案，期望在探求其真相的同时找到人生和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耶稣形象史是一种现代现象，并企图以批判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这一形象在人类文化心理积淀和宗教情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从法国的勒内开始，欧洲不断有关于耶稣的文学作品问世，并且基于对这一神奇人物无限多样的理解展示了他不同的形象面貌。他们这样做大多不是出于猎奇心理或是有意对传统观念加以先锋式的解构，而是出于对现实存在的深刻思索和探讨之目的。其实如果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客观地看待这一事实，人们会说，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因为每一时代都会因自身精神生活的现状来更新对上帝的理解，这种理解则具体地体现在对耶稣基督这一形象的再创造上。
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思想家把太多的关于人类精神存在和终极价值的疑问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因此对他寄予了太多的想象和希望。因为只有基督能够克服“自我”，通过虚己和道成肉身来实现人类的救赎，这是普通的人难以做到的；只有基督能够复活，能对抗死亡，人也不能做到……在这里，基督与其说是历史神话人物或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毋宁说是代表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新理性主义和虽具有神秘思维但仍对人生存的意义和本质问题感到不安的俄罗斯作家笔下，耶稣基督往往是以人化的形象出现的。
俄罗斯作家对耶稣基督的浓厚兴趣缘于东正教文化中强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并且俄罗斯文学中这种传统可以说始于普希金。据有关记载，普希金1826年左右曾构思一部悲剧，名为《耶稣》，其中耶稣基督作为一种不懈追求真理的象征，注定了其个体生命的悲剧。这种思想方法体现了它所处的时代从启蒙主义的影响向宗教精神探索过渡的特征。此后福音书题材在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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