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吸烟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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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郑也夫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页码：457 页
·出版日期：2004年
·ISBN：7500655126
·条形码：9787500655121
·包装版本：2004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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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郑也夫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他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学者，特别推崇智力因素在学术活动中的重要性。学术研究在纯粹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的特点是能在简单中看出复杂或者在复杂中看出简单。具有这种素质的人通常特别在意所有事物中的基本法则，并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他们。
作者简介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0年生于北京。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中学时曾任班长，此乃一生中的最高职务，以后40年中为标准布衣。 主要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 学术著作：《信任论》、《代价论》、《西方社会学史》； 杂文集：《忘却的纪念》、《游戏人生》、《轿车大论战》（主编）、《走出囚徒困境》、《礼语咒词官腔黑语－语言社会学丛谈》。
媒体推荐后记：五十知命
我的第一部社会问题杂文集出版于1995年，冠名《走出囚徒困境》。其中的文章是1983—1995年，即我33—45岁的作品。跨时十二年，文章108篇。
这部杂文集冠名为《被动吸烟者说》，是那部文集的继续。其中的文章是1995—2003年，即我45—53岁的作品。跨时8年，文章96篇。
两部文集篇幅相仿佛，题材亦接近。风格上的一点差距是《走出囚徒困境》同社会更贴近，《被动吸烟者说》好像由社会而入文化了。风格出入后面的背景变迁是：1995年我由北京社科院调入中国社科院，1998年由社科院调入人民大学。我热爱大学的氛围——虽然绝非满意时下的高校，后悔当初在社科院滞留得太久了，如果没有意外，大学应该是我的最后归宿。1998年以前我同媒体的交道很多。1998年以后我基本告别电视，心无旁骛地读书、教书，著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与由社会而入文化并行的是，我觉得自己在政治关怀上有淡化的倾向。我在几天前出席上海举行的中法学术讨论会时说：我这些年来从一个比较积极的异见持有者转向一个犬儒主义者。即使我这样表白，一个年轻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郑也夫的言论是犬儒主义的。我再次表示：我与你在看待郑也夫上面是认同的。这些年我对高层动向和人事变化的传闻是听都不想听的，我没有兴趣。学者的角色就是解释事物，我该怎么解释自己呢?外因可以不论。因为内因才导致我和一些同仁言行上的差别。我将自己的解释说与友人朱学勤：我觉得在思想深层，我是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论者通常没有信念的坚定持有者那样的果敢、绝决、旗帜鲜明。朱学勤对我们的差别的解释是：你对智慧过于热爱了，与智慧相关的事情你似乎都感兴趣。我觉得他在措词上有客气的成分，但我的兴趣确实太广泛了些，我可以在诸多领域中痴迷认真地释放我的才能和精力——对此他一语中的。我钦佩马克思的格言：人类的一切我都要懂。并且惊异：革命与求知如此和谐地兼容于一身。但是似我这等侏儒哪里能兼容呢，我与革命者的气质相
距甚远。年过50，我才越来越认清了自己：我是个侏儒，是个不满的文人，是个文化上的批判者。我的不满是彻底的。有主观的原因：精神上的洁癖。也有客观上的原因：分割国有资产导致的全民腐败，乍富还贫催化出的恶俗时尚，择劣机制筛选出来的一副副可憎的面孔。二者共同造就了我的不可救药的不满性格。
半年前与几个朋友小聚，说到一位现居海外自视甚高的同仁。我说：他不是思想家，他没有一篇东西有独到的思想，他只是学问家。一个朋友在同意这一判定后接着说：他连文人都称不上，他不会写足球。我佩服他的一语双关。一方面嘲笑那位没有才华，另一方面含蓄地揶揄我涂抹足球的文章。我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不是好称呼——“一成文人便无足观”。尽管八年插队生活为我打上了底层的烙印，尽管我的知识基础是西学，我的长期学术训练是理性思维，我没有文人饮酒品茗吟风弄月的性情，但是却慢慢地发育出做小游戏的爱好、才能和积习。虽然其中有项庄舞剑的味道，但小游戏做来做去毕竟增加了我的文人气质。
我在《走出囚徒困境》一书得后记（1995）中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大言不惭地奢谈‘走出囚徒困境’而自身却深深地陷入不解之困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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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被动吸烟者说，我有权利禁止别人在我面前吸烟。吸烟者说，你无权剥夺我的吸烟权利。实际上，当利益一致时权利几乎是多余的，恰恰是在利益冲突时才产生了权利的问题。你想过吗？
目录
冷战·热战·商战
别糊里糊涂做了三反分子
白领文化之功能
乃武升天，斯文扫地
被动吸烟者说
谈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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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非典这台大戏演到这会儿，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非典能不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点好东西，比如建立不吐痰的习惯，分餐的习惯，等等。其实非典只是一个契机，能否利用这个契机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具体说，一桩事同一桩事不一样，有些或许可能改良，有些较难，有些则很难。分餐、吐痰、身体距离，好像正是难易程度不等的三个典型。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说到根本移风易俗都是难事。朋友分餐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身体，且分餐的习惯有点西洋景，时下是西方的月亮圆啊。身体距离在非典期间有最大的改观。非典一来，人们不由分说就自觉拉开了距离——在公共车上，在商店里，在马路上，比比皆是。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少了，其实不尽然。在非非典期我也上过比较空荡的公共车，照有人不往空档走，非要与你保持10厘米以内的距离，甚至会接触你。在顾客稀少的银行里，
你在柜台前，有人会坦然走过一米线，看你敲密码，帮你点钱。我觉得非典过后，身体零距离
的行为方式一定复辟。换句话说，三者中，这事最不起眼，改变却可能最难。原因在于：我们
过去没有身体距离的概念是因为漠视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在非典期我们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嫌别
人脏怕染上疾病，全然不是尊重别人。当人们不再担心疾病的时候，公共场合就又会趋向“零
距离”。杜绝吐痰的难度应该居中，比分餐难，比适当身体距离易。为什么比后者易?我觉得
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大家越来越明白别人吐痰对自己的间接的威胁挺大，对吐痰的行径会越
来越反感乃至侧目。一旦彼长此消，吐痰者会感到社会压力的。其二，这是最容易实行惩罚的
行为。我们社会实行某种惩罚还是轻车熟路的。提高修养要比遵守纪律费时费力。恰当的身体
距离属于修养范畴。而抑制吐痰更像遵纪律，当然守纪律的前提是惩罚的广泛存在。
从网上获悉，非典期间台湾医院中临阵逃脱者甚多。和平医院21人递辞呈，占该院医护人
员的16％。高雄长庚医院128人辞职，占该院人员的8％。各医院实习的1300名实习生纷纷退出
医院。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我们报纸上每天大版面的医务人员光荣榜。我相信台湾医务人员中恪
守医德者也不在少数。我的疑问是我们的临阵逃脱者有多少?进一步的疑问是：究竟是我们医
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大大高于台湾，还是我们新闻曝光的程度低于台湾?还是二者兼有，乃至其
他的答案。总之，同种同文的两地同胞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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