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余英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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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余英时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17 页
·出版日期：2006年
·ISBN：7563361294
·条形码：978756336129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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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所收各文中，最早发表的是《（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时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极有趣的公案。由于此文未经重印，故流传不广。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证的部分一仍旧贯，但在行文方面则作了较大的修改。大陆曾间接反击此文，采取变被告为原告的策略，反过来诬指《先秦诸子系年》由抄袭而成，更为学术史添一趣闻。因此我又补写了一篇跋文，供读者参考。《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近四万言，最近才写成，是《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最长的一篇，此文较去年所写的两篇悼念文字为详实，咽之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明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端，我没有让它先在报章杂志上露面。所以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附录》收入钱先生论学论文的书简三通，这是从我手头尚保存着的信中挑选出来的。我因为屡次迁居，师友书简损失最多。钱先生给我的信也颇多遗失和残阙，现存的几十封信是我在钱先生逝世后，翻箱倒箧找到的。《附录》第一、第二通写于一九六○年，那时钱先生正在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这两封信都是对我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初稿的批评和讨论。
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年生。美国哈佛学史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荣退。
编辑推荐《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灵魂与心》页一一五）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之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
——余英说《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在近代的中国，我们则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前面已说到，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把“传统”和“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好像是黑夜和白昼的分别，在思想上当然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目录
序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钱穆与新儒家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附《跋语》
《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一九八八年九月）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弁言
寿钱宾四师九十
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附录二：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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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睡以后突得台北长途电话，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汹涌，我立刻打电话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十分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仍然只有用这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情感）逝世的详情。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记者的电话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突然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禁不住眼泪落在纸上。
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至少表面上还没大变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对我还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
我对于钱先生的怀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纪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而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所以我现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认识他的几个片断，为我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情谊留下一点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时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须在我的情绪完全平复以后才能下笔。钱穆草创新亚书院时，校舍简陋，学生不超过二十人。
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以前祝贺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后一首，说的正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岁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钱先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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