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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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图书,文学(旧类),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与研究,诗歌词曲,
品牌: 詹杭伦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码:400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300097693/9787300097695
·条形码:978730009769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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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楚辞》作为国学经典,是与《诗经》齐名的集部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梁启超说:“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可见。阅读欣赏《楚辞》是中国人基本的文化修养之一。本书以明代夫容馆刊《楚辞章句》为底本,对该书收录的全部楚辞作品作简明扼要的校勘、注释、分段及全文解读,意在为大学生和其他楚辞爱好者提供一种版本可靠、作品齐全、文意疏通的楚辞读本。书前有长篇导论,介绍楚辞之价值,楚辞名称的由来、先秦两汉楚辞的特征、楚辞研究的历史,以及楚辞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等,可以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趣。
作者简介詹杭伦,1954年生,出生于浙江杭州,籍贯四川荣县。西华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新修《清史·文学艺术志》联系专家、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兼辞赋委员会主任。首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台湾逢甲大学,明道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学、古代诗学、辞赋学、中国古代文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十二部,主编著作八部,并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另有古体诗词律赋作品《天佑诗赋集》、音像制品《经典家书故事》等。
张向荣,1983年生,山东安丘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经学。
目录
导论
第一卷《离骚》解读
第二卷《九歌》解读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第三卷《天问》解读
第四卷《九章》解读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第五卷《远游》解读
第六卷《卜居》解读
第七卷《渔父》解读
第八卷《九辩》解读
第九卷《招魂》解读
第十卷《大招》解读
第十一卷《惜誓》解读
第十二卷《招隐士》解读
第十三卷《七谏》解读
第十四卷《哀时命》解读
第十五卷《九怀》解读
第十六卷《九叹》解读
第十七卷《九思》解读
附录一 传记祭文
附录二 著录序跋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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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文摘《诗》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开创了“赋比兴”的手法,尤其是“比兴”成为中国历代诗歌所遵循的书写准则;其次,《诗》中的国风部分,大都是被搜集和保存下来的民歌,因此格外具有民歌的那种朴素、真诚的风格。尽管不必要以“现实主义”的套语来概括《诗》,但《诗》的写实性的确影响了后代的诗人,诸如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来描写现实,从而奠定自身地位的。这种“诗言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精神,正是《诗》带来的。
而楚辞的独特性则与《诗》恰好互相补充。楚辞也继承了《诗》的那种比兴的书写手法,但楚辞之所以令人感动,第一是因为那直抒胸臆的抒情力量和奇特无比的想象力。第二是楚辞都是由文人,更严格地说就是由屈原及其追随者写成的;篇幅也从《诗》那种短篇或者中篇一跃变成长篇巨制。容量的扩大和作者地位的凸现,使得楚辞格外具有个性和表现力。
第三是楚辞的句子突破了《诗》那种四字句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少则两三字,多则十余字,多用“兮”字,句法亦错落有致,这也从形式上形成了一唱三叹的效果,令情感更加充沛。固然这并不一定要用“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自西方,往往是感伤、忧郁的代名词)来加以概括,但它的确是一种楚地特有的抒情精神,它依附于一种对理想主义高
蹈的、执著的追求,表现为个体张扬的、浓烈的抒情情感。后代的诗人如李白,就很明显地继承了这种精神。
当然,诗骚的传统是由后人来认定的。上古之时的看法却未必如此,我们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楚辞在当时被称作辞而不是诗?这就与《诗》在当时的地位有关。
《诗》被称为《诗经》,最早见诸《庄子·天运》,不过意思是“典籍”,《诗》真正成为经典还是在汉代。但是,《诗》之所以在汉代被列为经,是因为它本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经典的价值和地位。当时的士大夫之间辩论、在诸侯的朝堂之上对问都需要引用《诗》,今天能见到的先秦史书和诸子之书,引用《诗》比比皆是。因此,《诗》往往被特指《诗三百》。而楚辞则不会被称作诗。到了汉代,被经典化了的《诗》地位更加稳固,汉代人更不会称楚辞为诗了。
后记我于1982年至1985年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导师组的组长是屈守元先生。汤炳正先生是我们研究生指导组的导师之一,亲自为我们开设了“楚辞讲座”和“国故论衡·小学略说”导读等课程。汤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并在太炎先生的国学讲习所担任过教员,受到楚辞学界的尊敬和学生的爱戴,并长期担任全国楚辞学会的会长。他治学气魄很大,从语言学人手,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和古今中外合用的理论,对围绕屈原和楚辞的疑难问题,深入解读,大胆论断,作出许多石破天惊的结论。
我在读书和后来留校工作期间,固然常常向汤先生请益;汤先生送给我的结婚贺礼,就是一部《楚辞补注》;但我在当时并未专门从事楚辞学研究,而是主攻古代文学理论。90年代初期,我的研究方向扩展到赋学,由于楚辞是赋的源头,于是才回过头来较多地关注屈原与楚辞的研究,写过几篇清代和域外楚辞学的论文,也偶尔参加楚辞学会的活动,但绝对说不上是有所专攻。不过,我在给汤先生八十大寿的祝寿诗中写道:“章黄国学开新宇,屈宋风流赋彩云。”这一副对子不仅意在颂扬汤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是我本人作为学术后辈的自勉之辞,所以我请台湾书法协会主席、明道大学的陈维德教授写成对联,挂在我的研究室,作为座右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