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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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何芳川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56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56337678X/9787563376780
·条形码：978756337678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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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文明、文化向来是抽象宏观之话题，难诉诸文字，非学识宏富、眼光犀利之资深学者不能为。身为中外文化交流问题的专家，何芳川教授轻松而浅白地讲授了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年间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历史，故事精彩纷呈，论断掷地有声，线索一目了然，在多元文化共立并存的今天，这样讲诉的意义既深且巨。
作者简介何芳川（1939-2006），历史学家。1991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多项公职，并曾于1997至2001年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另外，亦曾多次出国讲学。足迹遍及亚洲及欧美诸国。研究范围以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化史为主，著有专书及学术论文多种。专书方面，例如：《崛起的太平洋》、《澳门与葡萄牙大帆船》；与他人合著《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等。
目录
总序 郑培凯
推荐序 郑培凯
第一讲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上)
第二讲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下)
第三讲 率土之滨尽王臣
“华夷秩序”新论(上)
第四讲 一统华夷享太平
“华夷秩序”新论(下)
第五讲 天书到处多欢声
世界历史上的郑和远航
第六讲 硪珂衣锦下云樯
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与东亚的活动
第七讲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世纪中国和东方民族运动的宗教外衣
第八讲 落霞与孤鹜齐飞
大清帝国的改革：兼论“同光”新政的文化背景
第九讲 西风落叶下长安
大清帝国的改革：戊戌维新
第十讲 东边日出西边雨
19世纪中日古代文明命运的分野
第十一讲 休对故人说故国
华侨与中华文明
第十二讲 百川汇海不复回
文明的撞击与交汇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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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文化依存于人的生活。当一个民族经历着一百多年的生死挣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图存，其文化心态当然也就很难平衡，总是大起大落，大取大舍，矫枉过正。到了21世纪，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向西方传统学习的必要，但激进者却一定要喊出“全盘西化”；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保存固有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但国粹派却一定要提倡“尊孔读经”；大多数人都了解应该汲取多元中外文化传统的滋养，但在文化论坛上却仍能听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推翻吃人的礼教”、“痛打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这样的充满激情与暴力的偏执口号，交叉喊话，来回挑衅。
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两个世纪的环境不但恶劣，而且充满了摧残生机的陷坑与风暴。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心灵，也就难免畸形，充满了戾气与不平衡的心态，以为“除旧布新”、“破旧立新”可以开创美好的未来。更以口诛笔伐的手段来排除异己，建立舆论权威。不仅一般社会中弥漫着“推倒重来”的文化态度，连学术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运动，实践“矫枉必须过正”的荒谬理论。
文摘两汉帝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华夷秩序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向下一次高潮的过渡与准备时期。
由于北方游牧诸族入主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被迫南迁长江流域。这一巨大变动，促使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有了巨大发展。从孙氏吴国开始，偏安江左的由汉族建立的诸王朝，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依然尽其可能，经营华夷秩序。不能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经营还颇为红火。据统计，从3世纪到6世纪，扶南国向江左诸王朝遣使朝贡达15次；位于今越南南方的林邑，来华朝贡最勤，达32次；其他如阁婆（位于苏门答腊）二次；呵罗单（位于爪哇）七次。甚至遥远的锡兰，也同东南亚各国一道，从海路来华朝贡，其使节“十载乃至”（《梁书?诸夷传》）。一路艰辛，不问可知。至于北方诸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也纷纷效法北魏孝文帝，日渐汉化，因而接受了中华传统，尽力维持华夷秩序。例如，北魏时期，印度次大陆天竺诸小邦，11次遣使来华朝贡，受到很好的接待。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巅峰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流光四溢，璀璨辉煌。对周边乃至远方的国家和民族，中华帝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正是在隋唐时代，华夷秩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古代国际关系格局，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向西方经略。此时，昔日的罗马、波斯，早已成过眼烟云。东罗马帝国偏安一隅，萨珊波斯正当日落。因此，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地区诸邦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在汉代曾“数剽杀汉使”、“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的罽宾国，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任，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厨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新唐书?厕宾传》）。看来，此时的罽宾，今非昔比，连王位继承这样的内政大事，至少都要走走形式，请大唐皇帝的恩准了。罽宾国之外，“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旧唐书?厕宾传》）。这勃律国，即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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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002年9月至2003年3月，我应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之邀，自燕北南来香江，客座半载。先后开设了“中外文明的交汇”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两个系列讲座，共二十讲。现在，有机会将讲稿整理出版。付梓之际，略作赘语。
1992年春，我从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研究中奉召返回北大，担任历史学系主任。此后，又担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和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到2002年春，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屈指已是十年。
记得1992年春返国前夕，我坐在寓所窗前，面向窗外的青山，空望无语。明知此番归去，在行政事务中拼搏，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滚滚红尘，“凶多吉少”。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加上功名心，还是促成了我越洋而归。
这十年间，学长学弟们，经过学海苦舟之旅，早已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反观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哪堪再提学问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