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舞新论(文学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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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沈冬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198 页
·出版日期：2004年
·ISBN：7301069618
·条形码：978730106961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0开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文学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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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可以说是建立在中国文史和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训练之上，但潜藏于字里行间，学术的推敲辩证之后的，仍是作者青少年时“游于艺”的天真，以及对中国音乐的热爱。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研究该向何处，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媒体推荐书评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
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秽，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入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武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目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序
绪论——唐代音乐的先声
文物千官会，夷音九部陈——“乐部”考
引言
乐部的义界与发展
乐部制度的形成
结语
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破阵乐》考
引言
《破阵乐》的创作及变迁
《破阵乐》的舞容乐风
《破阵乐》的创作及其变迁的意义
小妓携桃叶，新歌踏柳枝——《杨柳枝》考
引言
唐代《杨柳枝》渊源辨误
唐代《杨柳枝》源于北朝的《折杨柳》蠡测
听取新翻《杨柳枝》
唐代《杨柳枝》的演变与词体之兴起
结语
异音来骠图，初被奉常人——“骠国乐”考
引言
骠国的历史
骠国献乐的经过
骠国的乐器
结语
参考书目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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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论述至此，以北朝君王对于胡乐的耽玩好尚及胡人乐工的贵盛得意为线索，“繁手淫声，争新哀怨”的胡乐，寝寝然已凌驾中国音乐之上，由此蔚成风潮，成为流行音乐的大宗，试观《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述：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此处所谓“杂曲”，应是指北方俗乐。数百曲俗乐调，非西凉即龟兹，可见其普遍流行，大量“倾销”之一般；而其曲度皆时俗所知，又可以见其广受欢迎，浸润人心之深。“以胡人俗”在此已经得到了最佳的印证了。
（三）以俗入雅
上文是“以胡人俗”、“以胡人雅”两种现象的论述，而“以俗入雅”又是音乐发展的另一脉。“以俗入雅”的情形早在北魏已有之，试观《魏书·乐志》二例：
（太祖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北魏拓跋硅时代，一方面创制了“真人代歌”，另一方面，“宫悬正乐”中还要兼奏“燕赵秦吴”、“五方殊俗”之曲，并用于“四时飨会”之中，这正是因为雅乐陵替，所以只好吸收民间俗乐以滥竽充数。魏孝文帝锐意汉化，试图正乐，充实雅乐的内容，结果也是一场徒劳无功，更泄露了当时太乐中颇多“方乐”及“四夷歌舞”的事实，可见“以俗人雅”、“以胡入雅”在当时都是不足为奇的了。
江南之地，虽然胡风点染不如北方之甚，对于所有雅乐宫悬的保存使用，也远较北朝为严谨，但是南朝之乐并非始终一成不变，其内在变迁的脉络仍可一一寻索。“以俗人雅”正是南朝音乐发展的主脉。《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便载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上书请正声乐一事，《宋书》卷十九《乐志》收有王僧虔这封奏议，其论雅乐曰：
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挂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
僧虔所论，证明南朝雅乐也代有变异，挂服、曲律均有不同；并且以俗乐的稗舞、拂舞人于宫悬乐舞之中，更说明了南朝亦不能逃于“以俗人雅”的发展规律。在俗乐方面，南朝向来以清商最为大宗，更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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