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散文百篇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旧类),散文随笔,中国当代,综合,
品牌: 朱大建
基本信息·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页码：507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80676061X
·条形码：978780676061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产品信息有问题吗？请帮我们更新产品信息。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散文作品集，包括巴金的怀念老舍同志；施蛰存的纪念傅雷；杜宣的由“老马渡”想起发；冯英子的始皇陵发现的发现；徐中玉的大学时代我的老师们等。
媒体推荐序
不可离开对真善美的追求 (序) 徐中玉
我是在1947年秋后才从青岛沉重地重新回到上海，开始在上海住下来，以至于今的。那是因一点起码的正义感，与王统照先生一起在山东大学公开表示支持青岛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而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提出由政府教育部以“有奸匪嫌疑”密令山大将我中途解聘才转回的。不知今后将怎么走，才回上海与家人一起，并末已定留在上海。开始，姑以写作为生，以后实难为继，只得在一家私立中学再教了两班高中语文，维持一下。没有住房，一家四口，三人分住上海的两个亲戚家，女儿则送去家乡请父母营顿。我睡在一只煤球妒的旁边，写字只能利用饭前饭后亲戚家惟一的那只小方桌。我借住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一位单身老同举处，才有地方可写点稿子。那年我为上海《观察》《文讯》《时与文》《展望》《国文月刊》《世纪评论》等刊物写的不少维持简单生活的稿子，就是在这时期这地方写出来的。幸好，1948年暑前，得郭绍虞，周予同、许杰、江问渔诸先生的帮助，接到了原无任何因缘的沪江大学中文系与大夏大学中文系的聘书，才终于能在上海初有立足点留了下来。 沪江大学原先不同意教师在外兼课，后因物价天天飞涨，实在太穷，限制无形放松，所以又去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了些课。我读中学与大学是在无锡和青岛，抗战八年去内地重庆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广东中山大学读完研究院，开始在大学任教。多次只是路过，从来在上海学习、工作过。在全国文学界我只在几所大学里的老师同事和同辈写作者中有熟悉师友，对上海及各地的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同行研究者少有相识。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破灭，二十年间，一般即使在一地也绝少往来，免相波及。所以可说，我虽已在沪五十多年，是在改革开放，兼任了不少社会工作之后，才逐渐扩大、增加了与上海文学界朋友们的接触、了解的，
我特别感谢二十多年来上海文学学术界诸师友的帮助与支持。郭绍虞、朱东润、许杰、施蛰存诸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就承他们有所指教了。二十多年来在上海开始相识巴金，柯灵诸先生，都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平时我同诸先生相见、谈话的机会并不多，主要是他们的作品、人格，几十年艰难奋斗、深刻反思的生活历史给了我至深的教益，使我由衷敬佩。“反右”中吴强曾写文批判过我，新时期开始后我们不时见面，已向我致歉，后还为此又写一信向我致意，实出意料。“文革”中他被扭来师大，几个月跟我们一道接受劳改，患难中成为好友。王西彦抗战前已相知，“文革”初他被首先抛出，后来读到他一本备述当时苦痛反思心路历程的书，读完我就向他通话，感谢他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王元化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代学人，中外文史哲兼通，近二十年在上海主持多项学术工程，博学深思，做了许多切实具体、能蔚为大观的工作，我们中学、大学都先后同学又同事了五十年的钱谷融，散淡、深细；我不时见面却至今还听不懂其乡音、耿介犀利的贾植芳，还有如极少晤面却每读到其掷地有声之文的冯英子与何满子……等先生，我感到这些师友多年来无形中在上海已综合呈现出一种风气，即值得为之鼓舞的不惮讲些老实话，能凭学人的良知说话的风气。
我交往不广，所知不多，如果我说的这种风气果已略成气候，那么独木不成林，必然中青年朋友中已多有这种同志在。这些朋友自然更是我们的殷切期望所在。
……
目录
·序·
不可离开对真善美的追求
上海散文的新收获
巴 金 怀念老舍同志
施蛰存 纪念傅雷
杜 宣 由“老马渡”想起的
……[看更多目录]
文摘书摘
近日读报，才惊悉公木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在震痛之余，也不免有些物伤其类，推人及己的感触与伤痛，因为我比他只小了四岁，也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东西或老
人了。
世界有些事情真像日本人所说的“不思议”，即“不可思议”。我与公木先生也算是多少有些来往的同行朋友。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我一次应邀进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八五”科研项目评审会议。到京后，被安排在国谊宾馆居住，我入室不久，又住进一位比我年事稍长，头发花白但身体健好的陌生人，彼此相见，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张松如，惯用“公木”的笔名写诗。这时，我的耳旁就自然响起一首声凋雄壮、慷慨激昂的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从五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八一军歌》，它的作者就是公木。想不到我们竟然萍水相逢。我向他自报家门后，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知道，知道，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与令兄贾芝同志却是老相识了，我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这样，进入谈话后，他才又进一步自我介绍说，他是河北人，参加革命时间较长。五十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时，他当时负责天津的作协和文联领导工作。当时主持中央胡风专案的刘白羽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叫林希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他抗拒了刘白羽的通知，说，林希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至多认识天津作协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无证无据地随便抓人，随意地划成什么分子。由于他拒绝执行刘白羽的通知，被调离了职务，五七年又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东北的一所大学教书。我听了他的仗义执言、感情激忿的叙说，不禁肃然起敬，感到他是一个可以相交的朋友。因为他的身上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在那个荒谬的时代，这是非常难得的做人品质。这时我忽然想起古语所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为此，我们虽然是初交，但形同旧识。原来他对我的情况也颇为了解，并为之不平，虽然我们相处时间短暂，会议结束后，就各自东西了，但彼此都留下了通讯地址，我觉得真是不虚此行，又结识了一位与我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的同行朋友。
大约是九十年代前后，我们夫妇应邀到沈阳参加一个叫“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当时我相携在我这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张国安同行，因为我们的专业
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国安通晓日文，他的研究
……[看更多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