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温故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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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魏邦良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62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563360109
·条形码：9787563360109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温故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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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自剖了一次又一次自我；与其说笔者在诊断他人的“隐痛”，不如说笔者在探寻自身的“暗疾”。魏先生在书中评论了不少名人，讲了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曹聚仁为自己的一次性交易强词夺理做辩护、海子自杀不为诗、胡兰成对女人情感的玩弄、周作人的自我美化与辩解、沈从文与萧乾这对师生的恩恩怨怨、苏雪林对鲁迅前恭后倨尤其在人家死后大加挞伐。读他的文章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学问。 理解他人，不易；认识自己，更难。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笔者在《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中解析了一个又一个他者，不如说笔者在
作者简介魏邦良，生于1967年，今供职于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近年以来，经常有历史人物随笔刊布于国内报刊，亦曾在《温故》上发表文章。
编辑推荐《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
换一种目光来观望，隐痛与自身免疫无关，暗疾也因社会生态所致。
理解他人，不易；认识自己，更难。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笔者在本书中解析了一个又一个他者，不如说笔者在本书中自剖了一次又一次自我；与其说笔者在诊断他人的“隐痛”，不如说笔者在探寻自身的“暗疾”。
——作者的话
目录
照我思索，可以阅读（自序）
唱“高调”还是唱“低调”
失去勇气之后
艰难的自由选择
“君子如响”
“一说便俗”
同饮了一杯酒
谁是胡适的真正弟子
“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
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恩怨怨
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背后
在温柔陷阱里迷失自我
三个女人一出戏
胡适的肾病与文凭
貌合神离的教育观
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
自相矛盾的顾颉刚
钱钟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胡乔的另一面——给扬绛先生补白
胡乔木为何提出“长期病休”
高尔泰：反击之后的反思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解读高尔泰笔下的几个“犯人”
“抱成一团”与“一盘散沙”——从索尔仁尼琴的感慨说起
“你专会搞这一套”——对《非常道》的非常阅读
老调重弹为哪段——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晚年的感伤与怀旧——孙犁《芸斋书简》读后
“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程千帆《闲堂书简》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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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003年，我的大学同学张俊先生向我约稿，在一种极其自由的心态下，我写出了短文《唱“高调”还是唱“低调”：这是个问题》，这篇文章后被《书屋》杂志胡长明先生选用，刊发在同年的《书屋》上，并于次年被广为人知的《读者》转载。此文的成功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要想使写作成为乐趣，必：须学会为自己写作。
长久以来，我因为无所事事而沉迷在阅读中不可自拔。不过，冗长而枯燥的阅读会令人厌倦而疲惫，于是，我不能不在我的阅读之旅中稍作休整——对阅读过的文本来一次静静的反刍。在我看来，这种反刍就是所谓的回味，所谓的思索。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没有反刍没有思索，博学不过是一袭中看不中用的外衣罢了。
我特别喜欢沈从文的一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里，我不妨斗胆来一句续貂：照我思索，才读得懂“书”。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未经思索的阅读不值得一提。
在我看来，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两脚书橱，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交锋的疆场。我以为，阅读，意味着从他人的“军火库”里“偷”来几件合手的“武器”，意味着用他人的思想之光“照亮”自己的人生之旅。
我喜欢的另一句格言是：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既然“己之外有人”，就应该“推己及人”；既然“己亦在人中”，就不要美化自己。
文摘失去勇气之后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了某些文人，不通古文，乱点古书，结果闹出了笑话。在文中，鲁迅所举的例子出自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在这本书中，刘大杰把“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鲁迅说“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
刘大杰这个错误确实犯得很低级。而鲁迅的文章又流传甚广，所以很多人（包括刘大杰的一些学生）都知道刘大杰的这个笑话。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的几个中文系学生，曾做过几首《教授杂咏》的打油诗，其中“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就是讽刺其时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杰的。
读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应该知道刘大杰的学问其实相当扎实，做学问的态度也相当严谨。那么，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刘大杰，难道连袁中郎的书都看不懂，难道会犯断句不当的错误？
近日读陈四益先生的《臆说前辈》，方知个中原委：“……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虽然，陈四益先生上面这番话乃“道听途说”，且是孤证，但对这种说法，我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因为像刘大杰这样的饱学之士，基本不可能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那么，这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文化界名人”又是谁呢？为什么刘大杰甘愿为他背黑锅背骂名呢？在《臆说前辈》另外一篇文章中，陈四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此人原来是阿英。“我听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的，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吧。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
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当时不谈，是阿英“不好公开露面”？那么解放后，刘大杰还有必要背这个黑锅吗？对这个问题，陈四益以刘大杰学生的身份为我们作了揣测：“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这样，我才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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