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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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康宁 著
出 版 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22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4355516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后人之所以效仿庄子者众而最终能如庄子般逍遥者寡，一个重要缘故想来是因未能像庄子那样去“牺牲”、去抛弃。这对尚在体制内生存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
如果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可以算作一种承诺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虽然庄严却难兑现的承诺。
学生不只是教师的教育对象，而且也是教师的学习对象；教师不只是帮助学生“成人”，而且也在这种帮助过程中使得自身不断“成人”。
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课堂学习还有乐趣吗？班级还有安全保障吗？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
这是一部教育随笔集。收录随笔36篇。文章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写“历史著名人物”的，用如今教育界、学术界的许多人频频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来讲，是写历史上的一些“大师”的；另一部分是写“当今教育问题”的，准确地说，是写发生在、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形形色色的存在问题的，而其中许多问题都同教师有关。这些文章虽短小精悍，但却可以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和碰撞，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一个新层面的思考。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的36篇随笔，是吴康宁教授穿梭于历史的缝隙与现实的细节之间对教育所做的思考。吴教授在对经典的重读中，借助历史上的一些“大师”的经典理论观照现实，对“人性本质”等进行关注，寻求对于教育现实的理解与警示；在对现实的解读中，由社会现实反思教育得失，思考教育的未来走向。吴康宁教授以简洁的笔法，从哲学、社会学等层面去看待教育、思考教育，将生活中随手可撷的素材编织成短小精悍的文章，以他的善于观察和敏于思考，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和碰撞，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一个新层面的思考。
作者简介
吴康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发表有《非学校化社会》与《现代教育的病理》等译作、《教育社会学》与《课堂教学社会学》等著作、《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的尝试》与《教育的社会功能新论》等论文。以及《庄子何以“逍遥”》与《我们家是什么阶级》等随笔，主编有《教育社会学丛书》、《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丛书》等系列丛书，获教学、科研奖若干。
目录
写在前面
历史人物现实社会
1.虽然孔子“不会噜苏了”
2.孟子的“民贵君轻”与“以上为本”
3.老子之谜
4.庄子何以“逍遥”
5.墨子爱谁
6.《孙子兵法》的“贡献”
7.荀子与“心灵鸡汤”
8.韩非子的“治吏术”
9.苏格拉底的“神谕”
10.柏拉图的“理想国”
11.亚里士多德的“幸福逻辑”
12.培根的知识与力量
13.笛卡儿的“普遍怀疑”
14.帕斯卡眼中的“人”
15.卢梭的忏悔
16.说不清的康德
17.尼采与上帝
教育事实教育问题
1.生命宝贵不宝贵
2.尊敬哪一个老师
3.学生是老师的什么人
4.教师的能耐有多大
5.红领巾是用什么做的
6.恨从何生
7.你为什么不抗争
8.愿不愿意你的孩子当清洁工
9.我们家是什么阶级
10.“施舍”还是“还债”
11.受助贫困生：你感恩不感恩
12.“低龄留学”为哪般
13.“人民满意的教育”何处寻
14.母校与校友：谁以谁为荣
15.谁在讲演
16.你累不累
17.享受阅读
18.成长故事
19.教育之真谛：保持必要的张力
写在后面
书摘插图
历史人物现实生活
9 苏格拉底的“神谕”
据说苏格拉底生前一直声明自己是“无知”的——之所以使用“据说”这个词，是因为笔者（其实也包括其他诸多对苏格拉底略知一二者、乃至所谓的苏格拉底研究专家在内）与苏格拉底并未有幸谋过面，且据说全世界至今尚未见有苏格拉底本人以文本形式留下的只言片语，笔者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主要源自柏拉图与色诺芬两人对苏格拉底生前言行的未必完全据实的回忆。至于柏、色两氏之外的其他人撰写的一些诸如苏格拉底传记之类的文字，想必也是对柏、色两氏塑造的苏格拉底形象加以剪裁、改造或转换的产物——苏格拉底甚至坚称除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的这一声明是如此的决绝、高调与频繁，以至反而被他的许多雅典同胞嘲笑为故作谦卑、近乎于虚伪！正所谓“谦虚过分等于骄傲”。
但另一方面，据说苏格拉底生前又一直是以通过诘问与反驳来揭示并让他人认识到自身的“无知”，尤其是以认识到道德上的无知为己任的。他不断促使对话者暴露出其道德信念中的自相矛盾与道德定义上的严重纰漏，以表明人经受着道德信念不一致的无知与道德定义不正确的无知这两种无知状态的折磨。
苏格拉底对于揭示并让他人认识到自身的无知这件事是如此的坚定、负责与持久，可以说到了痴迷与偏执的程度，到了不分对象与场合的地步。在这方面，最让人感叹不已、或许尤其会使我们的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自愧弗如的是：苏格拉底不仅对找上门来的咨询者不厌其烦地诘问与反驳，甚至还到街头或集市上游来荡去，诘问与反驳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对他们进行不依不饶的请问与反驳。如此方式若是放在当下，怕是要被众人视为脑子灌了水的，且即便在当时的雅典，也是讨多数人的嫌的。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承认的，尽管他无意同任何人交恶或使他们难堪，但许多人还是被他的诘问与反驳激怒了，因为苏格拉底的诘问与反驳使他们感到困惑、痛苦、沮丧乃至羞辱。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中投票赞成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的多达280人这一事实，恐怕与苏格拉底对人诘问与反驳过甚、从而招致民愤多少有些关联。别忘了，苏格拉底是在以“人民的统治”为特征的民主发源地之雅典城邦中被判处极刑的。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更重要的是连当时投票赞成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那些雅典陪审员们也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不仅有着诘问与反驳他人的强烈欲望与坚强意志，而且具有诘问与反驳的极高才能。就柏拉图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来看，尚未见有任何一个对话者所持有的任何一个见解是苏格拉底问不倒的，也尚未见有任何一个对话者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与反驳之下不感到自己的无知的，尽管他们有时口头上不会那么爽快地承认。
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逻辑问题：既然苏格拉底是如他反复声明的那般无知，那么，他又何以知晓别人是无知的呢？又何以知晓运用远非“有知”所可比拟的“智慧”的诘问法去揭示并让他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的呢？
别着急，“无知的”苏格拉底自有办法！苏格拉底宣称：这一切源自于一种“神圣指引”，受惠于一种“神圣的或超自然的经验”。他向人们披露了一个秘密：“在我孩童时，这种声音就来临到我身边。”同时，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这所城市好像是一匹肥硕的良种马，但日趋懒惰，需要牛氓的刺激。神特意派我来到这里，似乎正是为了让我执行牛牛亡的职责，不停地到这到那，四处唤醒、劝告和责备你们每个人。”——真相终于大白：苏格拉底拥有“神谕”！
好一个神谕！看来，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中，苏格拉底对他人进行诘问与反驳的资格也还是受到怀疑的：就你苏格拉底这么一个不修边幅、成天光着脚、冬天和夏天都穿着同一件磨破了的大氅的乞丐般的唠叨者，凭什么无休止地责你问他、批来驳去的呀？对于此类质询。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亮出了“神谕”这把尚方宝剑。来自阿波罗的神谕明示芸芸众生：“在你们人类之中，谁明白就智慧而言他实在不算什么，谁就最有智慧，比如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将神谕这么一举，也就把自己抬升到了奥林匹亚山巅的位置上了。只是这个自我神圣化的过程有点诡秘：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都是公开透明、光明正大的，唯独来自阿波罗的这个神谕却是除天知、地知，或许还有近乎于鬼的女祭司知道外，也就只有苏格拉底本人知道了！
当然，倘若说苏格拉底是故意用莫须有的、鬼才知道的神谕来圣化自身、欺骗大众，那就未免有点冤枉他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亮出“神谕”这把尚方宝剑，其动机恐怕也就是把自己所想扮演的人类精神领袖与思想领路人的角色进行一下合法化而已。
不过，一旦扯到合法化问题，那就多少有点不讲理了。尤其是像苏格拉底用神谕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与资格的这种自我合法化行为，其实是无需讲理、也无理可讲的。如果说真有一个什么理的话，那也是自我合法化的当事者自己认定并确立的理，通常不会让旁人插嘴多言的。苏格拉底亮出神谕这把尚方宝剑之前事先征得其雅典同胞们的同意了吗？梁山泊好汉扯起“替天行道”这面杏黄旗之前事先向大宋朝廷提出申请了吗？尼采喊出“重估一切价值”这个让当时的西方世界（而未必是诸多国内学人跟随西方学者鹦鹉学舌似的所说的“整个世界”）大为震惊的口号之前事先听取主流思想大亨们的意见了吗？都没有，都不可能。
因此，自我合法化当事者自己认定并确立的这个理对当事者而言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一种被悬置起来不讨论的设定。这里的前提与设定包括信仰、理想、价值、原则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命令、指示、需要、召唤等。这样的前提与设定若是被质疑、被讨论、被否定，那难免会影响、破坏乃至颠覆当事者的观点、行动或事业的合法性根基，这就是当事者通常不愿看到的了。
这样来看，苏格拉底的神谕不是就有了一点隐喻色彩了吗？“神谕”恐怕不是苏格拉底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对我们每个人的言说与行动的原因一直追问下去，会不会发现最终都有一个被自我悬置起来、实际上容不得他人插嘴多言的“理”呢？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会不会都有一种“神谕”呢？
也许，对一般社会成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的，而对教育工作者似乎就大可不必了，因为教育工作者本身必须是一种有理想的人，一种有“神谕”的人，他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神谕”是什么。
因此，可不可以说，对教育工作者而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自己的“神谕”，而在于其以“神谕”为据而对学生进行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讲理的过程。
写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平心而论，笔者似可归入持有“神谕”的教育工作者之列。但扪心自问，笔者不敢宣称在迄今的教育经历中受“神谕”的影响而对学生“不讲理”的现象从未发生。不讲理的教育恐怕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好教育，笔者愿意在今后的实践中努力改进。
可是，改进的可能性在哪里呢？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谕”；但另一方面，在“神谕”作用下的教育似乎又注定了经常会成为一种不讲理的过程。
读者遇有这样的问题吗？很想求教。
（2006年4月8日）
10 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西方国家的地位是了不得的。20世纪西方学界地位很高的哲学家波普尔就曾经说过：“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即便在中国，柏拉图的名气也是了不得的。以至20世纪中国学界名气很大的哲学家冯友兰在评价“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时，也要作一个“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的比照。当然，倒过来比照也是可以的，即“柏拉图在西洋历史中之地位，如孟子之在中国历史”，只是迄今尚未见有哪位著名、有名或知名学人如此这般地比照过。
柏拉图的著述甚丰，但他在中国的名气最大的，可能还是他的那本《理想国》。这本书所述问题很多，包括优生学、节育、家庭解体、婚姻自由、独身、专政、独裁、共产、民主、宗教、文艺、教育、男女平权，等等，但我猜想，中国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他对于“理想国”的设计。
按照柏拉图的设计，理想国中的公民应分为统治者、军人及劳动者三个等级。怎么来分呢？办法很简单：就看看公民的身上含有哪些金属成分，因为公民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在锻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这好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差异”了，如果撇开素质的形成过程的话。在柏拉图看来，既然这三个等级的素质截然不同，那么，他们就应该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当城邦里的这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当然，柏拉图的这些设想在书中都是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出来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也是柏拉图的工具。
……
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