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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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正润著
出 版 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65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30506111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传记研究是当代人文学术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传记学》对传记进行全面考察，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兼及各种边缘形式和扩展形式，在传记本体、传记形态和传记书写三个层面展开论析。本书吸收了国内外传记研究，特别是20世纪西方传记理论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总结了中国和西方传记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经验，建立了一个传记理论体系。
目录
导论：资源与原则
上篇 传记本体论
第一章传记的本质
第一节 概念与定义
1．“传记”的起源
2．历史还是文学
第二节 人的真实与本真
1．真实：传记的生命
2．真实的相对性
3．虚假：传记的顽疾
4．“传记家的誓言”与“自传契约”
5．传记同历史学的比较
第三节 传记与文学
1．传记同小说的比较
2．传记中的艺术因素
3．传记的界线
第四节 传记：一种文化
1．文化的产品
2．时代精神的表征
3．文化传统的载体
4．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传记
第五节 传记与记忆
1．记忆的组织
2．记忆的选择与赋形
3．模式化倾向
4．记忆中的互文
5．记忆与真实
第二章 传记构成
第三章 传记主体
第四章 传记的功能
中篇 传记形态论
第五章 他传的范畴
第六章 自传
第七章 私人文献：边缘自传
第八章 亚自传
第九章 形态的实验与扩展
下篇 传记书写论
第十章 书写的准备
第十一章 传记中的虚构
第十二章 文本的完成
主要参考书目
中英文人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传记的本质
什么是传记？这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步形成、而且至今争议甚多的概念。大体上可以说，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从其文类考察，传记同历史学和文学都有相通之处，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从其属性考察，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从其发生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从这些方面人手，可以获知传记的本质。
第一节概念与定义
1．“传记”的起源
人们对于“传记”的认识是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晏子春秋》和其他一些最早的中国传记作品都没有用“传记”或“传”这样的称谓。“传”一词虽然在先秦典籍就已出现，但其含义却有多种，包括记载事件、阐发论点和解释经文等，都可以称“传”，比如《左传》传说就是左丘明对孔子编订的《春秋》的注解和阐释。人物传记只是“传”的含义中的一种，而且也不是主要的一种。司马迁写作《史记》，用“传”指称写人物生平的作品，但其含义仍然不是十分明确，比如，《史记》中“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篇，分别写东越、朝鲜、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大宛的历史，属于民族史著作；货殖列传”虽然也提到一些古代商人，但主要是一部经济学或经济地理学著作：这几篇虽有“列传”之名，但都不是人物传记。不过总体上说来，把“传”当作一种以一个具体人物为对象的文类，从司马迁这里开始了，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同“传”相关的“传记”一词最早在汉代出现，但在不同的典籍中，其用法也很杂乱，比如班固《离骚序》：“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这里说的“传记”就并非专指人物传记。到了唐代，秘书少监颜师古为班固《汉书》作了注解，其中这样说：“自女娲以下，帝鸿以前，诸子传记，互有舛骏，叙说不同，无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号而已。”颜师古所说的“传记”指人物传记。不过以后的中国典籍中大体上是把“传”和“记”分开的，“传”写人，“记”写事，即“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③。
自《史记》、《汉书》开始，中国一般是用“传”指称传记作品，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中第一位对传记给予极大重视的学者，他也写作了大量传记作品，这些作品除了《王荆公》等个别例外，其他都用“传”为名，如《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南海康先生传》等。在说到中国传记作品时，梁启超有时用“人的专史”的说法，但基本上是依据中国历史学传统，采用“传”字。不过在总称传记作品、特别是涉及外国作品时，梁启超也常用“传记”一词，比如他说：“一个人做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又说：“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⑤。其名作《李鸿章》一开头就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
梁启超之后，现代汉语中的用法逐步规范，一般说来，“传记”是一种文类的全称，是一个集体名词，而且其范畴越来越大，包括了各种形式的他传和各种类型的自传；不过有时“传记”也用于单一的作品，比如胡适写过一部《丁文江的传记》。至于“传”字，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受到种种历史限定，其含义比“传记”窄得多，通常用于指某一具体作品和中国古代传记作品，并且专指他传。
在西方“传记”概念的形成同样经过相当漫长的阶段。希腊时代出现过伊苏格拉底的《埃拉格勒斯》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罗马时代出现过三大传记家，但是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都没有“传记”一词。普鲁塔克的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传”字是后代人的意译，他在这部著作中，把一个希腊人物同一位罗马人物并列在一起，以便进行比较，著作的原名是Bioi paraleloi，其中的paraleloi词是英语中parallel的词源，具有“并列”、“平行”的意思。bioi一词则是英语中life的词源，具有“人生”、“生平”或“叙述生平”等含义，并非专指作为一种文类的传记。普鲁塔克的书名如果直译，其含义是“并列的生平叙述”，并无现代意义上的“传记”含义。普鲁塔克是西方第一位伟大传记家，已经具有一定的传记意识，他声称“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物生平”①，他自觉地把“人物生平”同“历史”区分开来，但是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作为文类的“传记”概念。
直到l683年，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写作序言时，才第一次使用“传记”（biography）词。其中词头bi0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为“生平”，词尾graphy来自拉丁语9raphein，意思为“写作”，这一新词在英语中相当于life-writin9的意思。至此，传记一词在英语中正式出现了。②此后，它在法语、德语、俄语等欧洲主要语言中也先后出现。
2．历史还是文学
传记一词出现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什么是传记？对其内涵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其中长期争议并延续至今的一个问题是：传记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文学。德莱顿认为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类型，他说：
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大事记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
德莱顿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语中第一个使用“传记”一词的人，他把传记看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定人物生平”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长期被看作对“传记”的一种经典的表述。
这种情况中国和西方基本一样，在很长时期里传记也是被看作历史学的一种。中国是历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从西汉开始，国家就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承担编撰历史的任务，《史记》作为第一部所谓“正史”，其中主要采取“纪传体”，即人物传记的形式，也就是说，中国官方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记。虽然编年体形式的历史学，中国也出现了《左传》、《资治通鉴》这类名著，但是传记是钦定历史学的主体，影响要大得多。至于民间写作的历史著作，即所谓“野史”，也有许多采取传记体的。总的说来，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中，传记属于历史学，这是没有争议的。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纪，西方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理论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传记同历史学有原则的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们开始把传记从历史学分离出来，把它归入文学。比如1886年一位美国学者菲力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1835—1893）提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①布鲁克斯不但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颇得美誉的牧师，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传记被归入文学的范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英国《牛津字典》对“传记”的定义。有大批专家参加，经过长达70年的筹备和艰巨的编撰工作，《牛津字典》初版于1928年，这是英语世界权威的工具书，其中把传记界定为——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②
这一定义把传记确定为文学的一种分支，但是实际上又承认传记同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定义到21世纪初期大体上仍为《牛津字典》的最新版所沿用，传记仍然被列入文学的范畴，这代表了英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正统观点。
此后，另一部权威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也采取了相似的学术立场，并一直延续至今。它在“文学艺术”条目下将文学分为诗歌、虚构性叙事、戏剧以及其他文类，在“其他文类”中则包括了“传记文学”，并对“传记文学”作了这样的定义：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和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①
在这个长条目中，提到世界许多民族在各个不同时代里的著名传记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和罗马塔西佗的《编年史》，这两部也是公认的历史学著作，这一条目强化了传记属于文学范畴的观点。
20世纪西方一些著名传记家，如英国的里敦•斯特拉奇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德国的斯梯芬•茨威格、美国的里翁•艾德尔等，他们都是文学作家，也把自己的传记写作看作是一种文学活动，他们的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
同西方学术界一样，中国学术界关于传记属性的看法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梁启超是中国旧学和新学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在1902年发表的史学名篇《新史学》中，把中国传统史学分为10种，其中第六种为“传记”，同年，他把日本历史著作分为8种，其中第八种也是“传记”。在他晚年的著作、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仍然把传记列入历史学，他对传记的要求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②，这也是他对历史学的规定。后期的梁启超虽然仍然是把传记归人历史的范畴，但是他对传记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个人的个性。”③他在这里所对传记所强调的是写出性格和个性，这实质上是对文学的要求，梁启超在不自觉中已经把传记向文学靠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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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