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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龙作业，分工明确
盗墓这一“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日趋产业化，形成了一套产业链。根据分工不同，盗墓圈内的人员分别有着不同的称谓：“掌眼”、“支锅”、“腿子”和“下苦”。盗掘、运输、窝藏、销赃等一条龙作业，就是由这些角色完成的。
通常，盗墓活动的全班人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一锅儿”。“锅”里级别最高的被称为“掌眼”，是这“锅”人中的核心人物。“掌眼”不仅有寻找古墓的本领，也有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打算购买墓内文物的初级收购商。
“支锅”是每一次盗掘活动的负责人，类似于承包工程的包工头，负责筹措盗墓行动所需的资金、设备等。“支锅”的投入是有风险的，一旦挖出的文物没人买断，他只能自行处理。
“腿子”指的是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扮演着类似于“项目经理”的角色，负责探寻墓地的具体位置，以及确定里面是否还有文物等。
在盗墓产业链中，最底层的是“下苦”。“下苦”多是农民工，从事具体的挖掘工作。通常情况下，即使老板盗取一座古墓的收入达到上千万元，一个“下苦”也只能得到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报酬。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在北京的很多建筑工地上，就有一些盗墓者成群结队地守候着。他们的行话叫“蹲坑”。“蹲坑”时，他们往往几十人同时出动，其中的一两个人负责盯着挖土机，其余的则在一旁打扑克、下象棋。一旦挖土机挖出了棺材板，“放哨”的便会通知同伙们上前“干活”。对工地的管理人员和挖土机司机，他们一是收买，二是威胁——收买无效时就会大打出手，俨然就是黑恶势力。
2009年12月8日晚，北京东四环的一个建筑工地内，曾发生一起盗墓事件。当晚，工地内不断传出异常的响声。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几名男子正在挖掘古墓。当时，盗墓者的面前横着两口古棺，其中一口已被打开，里面的骨骸被翻动过。在被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37岁的杨文生出生于一个盗墓家族，懂得寻墓和挖墓，此前曾在古墓葬较多的西安、洛阳一带作案。“转战”北京后，他找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并开始收买一些工地的包工头，以便获取所需信息。
文物如何由黑洗白
在盗取的文物到手后，盗墓者会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而将文物走私出境，是他们最常用的做法。
一般情况下，通过专门负责运输的犯罪分子，从古墓中盗出的文物，1小时左右就能出手，3天的时间即能通过二次倒手让文物出境。只要文物顺利出关，盗墓者便可逍遥法外。文物出境的路径，一条是通过广州、深圳等地的海关运出；另一条是先将文物汇集到河南、陕西、甘肃等几个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运往世界各地。
著名收藏家、作家吴树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披露，我国被盗掘文物的主要流向是境外。这些文物被走私到国外后，国内的人再想办法把它们买回来。由于文物回流不必通过海关审查，再加上对回流到国内的文物进行买卖是合法的，使得被非法盗卖的文物最终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对于盗墓产业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这样描述：不少文物贩子和专事古墓盗掘的人联系密切，一听说某个地方发现了古墓，就会在第一时间赶过去。一般来说，文物贩子会先付给盗墓者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定金，无论能否盗出有价值的文物，这笔钱都不收回；如果盗掘出的东西有价值，还会再加钱。有实力的盗墓团伙，会在需要时动用卫星定位仪和雷达，出入有专车；有的甚至会在墓地上方砌起高墙，建座烟囱，伪装成工厂的模样，以便在里面“安全”地盗掘。
据报道，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从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次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上。此时，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带有任何“危险信号”，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并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而盗墓者也将永远逍遥法外。
考古工作者的悲哀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受暴利驱动，以文物为侵害目标的盗掘、倒卖、走私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盗掘古墓葬犯罪有所抬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黄祖跃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用“形势严峻，不容乐观”来概括当前我国的文物安全形势。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曾透露：“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谁在收藏中国》的作者吴树也曾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中国的文物储备几乎枯竭，中国文化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李健民痛心地说：“盗墓、文物走私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形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工作者的地位非常尴尬，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耻笑：“你们(中国)现在自己被盗掘走私出去的文物，要比过去被劫掠和历代走私出去的文物多得多。”
让李健民感到悲哀的还不止这些。时下，我国出现了一股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的热潮，一些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推出“鉴宝”、“收藏”节目。对此，李健民愤慨地说：“媒体在引导民众的文物收藏观念和认识方面，起到了非常恶劣的误导作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明清文物传世的很多，我们在地摊上、古玩店里是可以找到民间流传下来的真品。然而，明清之前的文物是很难流传下来的。我们在‘鉴宝’节目里，包括现在的市面上，怎么见到了那么多明清之前的文物，突然间冒出的这些文物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盗墓而来的，又如何解释？”“我想，‘鉴宝’节目给了观众一个很错误的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见闻，佐证了李健民的观点。记者在北京报国寺文物集市走访时，多数摊贩都敢于肆无忌惮地与买主讲述自己的盗墓经历。显然，盗墓行为正在由地下走上台面。
“盛世兴收藏不假，但我们究竟应该收藏什么？”李健民认为，民间收藏的应该是近现代文物以及真正传世的文物，而古代文物应该归属国家，由博物馆来收藏。
对于目前盗墓行为的猖獗，李健民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一些人道德的沦丧，二是司法监管不力。“一定要加大司法监管的力度，加大对盗掘古墓和非法买卖文物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严厉打击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监守自盗的行为。”
“谈到文物盗掘和流失问题，我只有唉声叹气的份了。唉——”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李健民发出了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毫无疑问既是一位文物工作者的无奈，也是一个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悲哀。
数千年盗墓史
曹操靠盗墓养兵三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中国自古就有“事死如事生”的说法，就是把一个人生前最珍贵的东西，与主人一起殉葬到坟墓中，让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占有”它。一座古墓，往往就是一座“宝库”。这大大刺激了盗墓者的贪欲。
中国的盗墓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十分常见。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战国时期六国被秦所灭后，大量墓地被盗的史实。
乱世多盗墓贼。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盗墓者，都出自乱世，一个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另一个是民国时期的孙殿英。
在中国盗墓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当年，他刚割据一方，财政状况吃紧。于是，他便通过盗墓敛取大量财物，用于军队的开销。为了提高盗墓效率，曹操在军中设立了一个类似“盗墓办公室”的机构。这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军方盗墓机构。“盗墓办公室”成立后，随着曹军不断转移“战场”，走到哪里便盗到哪里。位于芒砀山(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的汉朝梁孝王刘武墓，是曹操盗取的众多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刘武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刘启的弟弟。他死的时候，西汉已进入“文景之治”的盛世年代。曹操据此判断，其陪葬品应当极为丰富。急于筹措军饷的曹操非常重视这次行动。他亲自到现场指挥挖掘，最终如愿以偿，盗得大量金银财宝。据史料记载，曹操用盗墓得来的财宝，养活了手下大军近3年之久。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盗墓之事也是层出不穷。民国初年，中华大地陷入混乱，军阀盗墓猖獗。其中，孙殿英破坏性盗掘清东陵的行为，尤其让世人捶胸顿足。
1928年6月，已投靠蒋介石的孙殿英奉命驻守蓟县(今天津市最北部)的马伸桥，那里离慈禧太后的东陵墓仅一山之隔。对孙殿英来说，这无疑是一块送到嘴边的大肥肉。当时，有人趁着兵荒马乱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便以“剿匪”为借口，派兵进驻清东陵，开始了疯狂的盗掘行动。
清东陵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严密，墓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封堵。孙殿英一不做二不休，用炸药将墓道口和墓门野蛮地炸开。随后，他的士兵将墓中随葬品洗劫一空，还把慈禧的尸体搬到棺外，扒走所有衣服和饰物……陵园内其他值钱的东西也被孙殿英洗劫一空，就连一些房屋天花板上的木材都被卸下搬走。
不过，中国的盗墓史，更多的是由民间盗墓者“书写”的。对一般的盗墓分子来说，寻找宝藏的第一步是找到墓葬地点。大型墓葬上方，一般都种有松树或柏树。但随着岁月的侵蚀，这些树木早已枯萎，墓葬的位置通常很难确定。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用来探测墓葬位置和距地表距离的工具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被后来广泛使用的“洛阳铲”。
关于洛阳铲的来历，有学者认为，它在明朝中叶就已被盗墓者广泛使用。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盗墓工具出现于民国初年，是由洛阳农民李鸭子发明的。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盗墓者，平日的身份是农民，只在农闲时才去盗墓。李鸭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天，他去赶集，看到路边有人用一种形状很怪的铁铲掘土盖房。这种铁铲可插入土中近1尺深，拔出来时，铲头能带出很多泥土。李鸭子受到启发，回家后依葫芦画瓢造出了第一把洛阳铲。
洛阳铲用金属锻铸而成，截面呈月牙状。使用时，用力将它插入土中再向上提起，铲头就能带出土来。根据土的质地和颜色，有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判断此处是否有墓葬。洛阳铲不仅受到盗墓者的钟爱，专业考古人士也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探测工具。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