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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迪凡
为期12天的2010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11日在德国波恩结束。
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场国际气候谈判桌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执行秘书德波尔为他心中最终的全球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设定了“两步走”的进程：在墨西哥坎昆会议上成型，在2011年南非会议上完成。
不过即将接任的新任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这位来自“南方阵营”、具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外交家则表现得冷静得多，她认为虽然可能会达成某种气候变化协议，但是一个全球都拥护并参与的气候变化条约，估计在她有生之年是难以见到了。
不过，波恩会议气候谈判在建设性气氛中“蹒跚学步”，在资金问题和“三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新华社报道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宣布，10月份中国将承办今年《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第四次谈判会议。
波恩会议达成新文本
相较于UNFCCC谈判4月复会时南北阵营之间的气氛，波恩会议上的谈判气氛颇具建设性：在争吵了2周之后，UNFCCC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AWG-LCA)新主席文本还是最终得以确立，并成为LCA在8月的谈判基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始终在减排目标上缺乏明确表态。
上述新主席文本减少至22页，且在全球减排目标方面，将温度上升上限设置在1.5~2摄氏度之间。美国自然环境保护协会(NRDC)气候政策主任史密德认为，波恩会议谈判还是在两方面取得了成果：气候变化资助资金与“三可”方面。
史密德表示，“三可”与资金是启动坎昆会议的两个必要条件。
新文本呼吁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少排放量的25%~40%。不过，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看到的文本，并没有给出相对的基准年，此外，以往更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也没有出现在上述文本中。
新文本同样对峰值作出规定：全球到2020年达到峰值年，到2050年，在上世纪90年代基础上，全球减排总量将到达50%~85%。
乐施会(国际)气候变化政策顾问希尔在回复本报记者邮件时表示，在减排方面，各发达国家承诺的目标与2度的温度上升上限相比，还是有巨大差距，更不要提一些小岛国提出的1.5摄氏度了。
某国际组织气候政策主任特立欧(Greenpeace)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对于在坎昆的最终协议形式还没有定论，各国政府需要在坎昆会议决定一个有着法律约束力特性的协议。他同时表示，在坎昆会议之前只有2周的谈判时间了，希望各国政府可以充分利用非正式谈判程序来引导其谈判代表，例如即将到来的二十国集团会议等等。
在波恩谈判场之外的一场环保活动上，当德波尔被问到气候谈判何时能成功时，德波尔在坎昆和南非两个答案上都画了“勾”。
“在坎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包括防止森林采伐、气候变化资金、二氧化碳减排以及国家间清洁技术转移的‘运行结构’。”德波尔表示，“该运行结构将赋予各国足够信心，将其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将在南非达成。”
对于年底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的最后一次谈判会议，“中国通过承办此次谈判会议，将积极维护联合国作为气候谈判的主渠道和双轨谈判机制，推动谈判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的任务。”苏伟表示。
气候变化资金管理
在即将召开波恩会议之前，本报记者曾就气候变化资金问题采访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他当时指出，不可能所有的资金都在坎昆会议的时候开始注入。
斯特恩对本报记者详细解释了美国财年预算对气候变化资金的影响，并表示“我想我们在坎昆的时候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但这是一个三年的过程”。
尽管资金注入还尚待解决，本届波恩会议还是在资金的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决定设立专门秘书处，负责该专项资金，然其中考虑将该资金交给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世界银行的提议得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据一位参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发展中国家对于世行在发放资金时附加条件的这一历史，心存疑虑。不过从现场来看，美国代表团在这方面显得十分灵活。
实际上，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助将到达什么限额目前仍不明朗。希尔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变化基金以及如何管理该基金的广泛支持，还是本届波恩会议的一个进步。
下一步的问题是，“共同的财务统计标准，以及保证该基金资金是全新的、额外的以及充分的，并给予那些最需要的人们。”希尔认为，这是坎昆会议最需要讨论的问题。
此前，一些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着对于发展中国家资金资助重复计算等问题。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富裕国家同意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向发展中国家拨款300亿美元帮助其应付气候变化；至2020年，富裕国家会协助筹集1000亿美元。不过，富国并没有说明融资的具体安排及方式，且已有清楚迹象显示，在2010年至2012年发放的第一期气候拨款，其中很大部分为贷款，而非补助金。
对此，乐施会曾专门发报告《气候融资：千亿美元的问题》列出明确的路线图，建议富裕国家如何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且到2020年可以将拨款增加一倍。
报告提出了筹集款项的创新途径，其中包括向银行征收全球金融交易税，筹集1000亿美元；通过对国际航空及航运业订立碳排放贸易制度，每年筹集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富裕国家按照付款能力及历史碳排放责任，固定地分担总额每年750亿美元的拨款；从2012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低息贷款形式每年拨出160亿美元，以发展低碳经济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