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俱不详。《录鬼簿》把他列入 “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 而位于关汉卿之后，可以推知他与关同时而略晚，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尚在世。贾仲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约略提到有关他的情况：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M?M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所谓“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混迹其间，可见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
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计有１４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除《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四折和《贩茶船》、《芙蓉亭》曲名一折。至于其它作品，均已散佚不传。在《贩茶船》中，王实甫写妓女苏小卿怨恨书生双渐负心，痛责茶商王魁“使了些精银夯钞买人嫌”，要“把这厮剔了髓挑了筋剐了肉不伤廉”，她敢爱敢恨，是个敢于抗争自己命运的女性；《芙蓉亭》中的韩彩云，“夜深私出绣房来，实丕丕提着利害”，主动到书斋追求所爱的书生，也是个敢作敢为的姑娘。在她们身上，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影子。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宋杂剧有《莺莺六幺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王实甫是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但是关于他生平情况的历史记载却很少。王实甫是大都（今北京）人。后人推测他的生卒年大约是1260－1336年，主要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年－1307年），这正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
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坎坷，他常在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出入，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当时的演员）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园林的生活。
王实甫的杂剧如今仅存《西厢记》、《破窑记》和《丽春园》等十三种。其中最著名的《西厢记》共五本，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在元代和明代就为人推崇，被称为杂剧之冠。剧本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的斗志。
参考资料：http://www.ykyz.net/yuwen/book4/changting/xiangguang/changtingxg31.htm
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莆!绝对正确
王实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