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下的人。苏格拉底实现了使哲学从非政治的或者说超越于政治的对自然的研究转向了对于人间事务的探询之上，也即是实现了由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从而创立了政治哲学。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这是由青年苏格拉底向老年苏格拉底的转变，或者说，从阿里斯多芬的《云》中那个攻击正义与虔敬的苏格拉底向柏拉图与色诺芬笔下的维护正义与虔敬的苏格拉底的转向 。对于这次转向的追溯主要是源于我们对于重返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源头的可能性的探询，而之所以做出返回古典政治哲学源头的尝试，其原因就在于现代性的危机，或者说，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 。
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根源于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其本质就是虚无主义，也即是说，现代人不再相信古典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存在，从而一切都变得是历史的、当下的以及相对的。按照尼采的看法，现代性运动是一场奴隶反对主人，亦即低贱反对高贵的运动，因此现代性要刻意取消高贵与低贱的划分而欲以所谓的“进步”与否来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 ，也就是说，再不存在任何高贵、美、正义与好的事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即承认每一种观点，只要它能容忍别的观点，那么它就具有合理的或自然的权利。这种平等的现代权利观念消弭了对古典的自然正当的承认，从而取消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对于自然的等级秩序的肯定，进而代之以无论高低贵贱一律平等的自然权利。然而，在后者那里，评判的标准被降低了。
对于现代人来而言，每一种观念都是无可避免的归属于它所在的时代，是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必然要被后继的诸多观念所取代，而这一过程便是所谓的进步。这种进步无论产下了多么邪恶的嗣子，都将是必然的结果，同时，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是进步便必然是好的。这一观念，无论采取了什么形态，最终都必将导向虚无主义。正如施特劳斯在《自然正当与历史》中所说，“理性发展的愈高，虚无主义也就发展得愈深，我们也就越无法成为社会的忠诚成员” 。另一方面，现代的观念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也即是：任何思想均关涉特定的历史时段，而丝毫不能把握超出该历史时段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古人的任何真正严肃的思想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任何严肃的对待 。现代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启蒙主义以来的诸多前提，却全然忘却了这些前提得以建立之前所隐含在背后的那些基本的假设。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反思迫使我们返回现代性最终被奠定的那些最初的时刻，也即是说，必须重新站在传统与现代彻底发生断裂的那些特殊的点上，以审视奠定现代性基础的那些伟大灵魂们的诸项源于某些传统，又有悖于从前的各种传统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