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恩怨
从1949年的初次合作，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到1962年的决裂分手，一直到现在进入老年后两人仍不能释怀，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科学上的分道扬镳和生活中的形同陌路不但是国际科学界的憾事，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大部分传记作者像其他许多与杨振宁李政道熟悉的科学家一样，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2）却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杨振宁、李政道失合的来龙去脉。按照江才健的分析，杨李之争的种子早在1949年已经埋下。这一年，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一篇论文杨振宁排名在前，李政道在后，第二篇论文李政道在前。按照李政道的回忆，虽然第一篇论文主要是李政道做出的，但杨振宁要求排名在前，李政道碍于尊敬长者的传统同意了；第二篇的关键部分是杨振宁做出的，但李政道这次要求排名反过来。杨振宁的看法是，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他是为了帮助李政道才让出靠前的排名的。有一点可能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发表后学术界认为第二篇论文的学术意义更重要性。而杨振宁、李政道亲密关系的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助这篇文章来歪曲他们俩人合作的关系。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江才健还给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的杨振宁的待遇明显高于李政道，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李政道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李政道的夫人秦蕙君，这些也使得李政道耿耿于怀。
尽管作者声称他是公正客观地来描述双方的争执，但作者的片面性十分明显，反而使得杨振宁李政道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首先，由于李政道的拒绝接受采访，除了几篇已发表的文献外，作者没有听到李政道对杨振宁的有针对性的反驳。第二，作者褒杨贬李的态度也流于笔端。例如，作者写道，“如果看1956年杨振宁为了推荐李政道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访问，给那里的物理系主任曼立写的信上谈到李政道的一句话‘在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侵略性’，就可以了解到李政道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变成许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中的一霸，显然个性和以前已大有不同”。（同上，第231页）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后来的衰落与李政道容不得能人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是，在该书的附录，杨振宁通过公布自己写给两人共同的恩师吴大猷的信，对杨李之争做了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辩护。
在这封给吴大猷的私人信件中，杨振宁首次向吴大猷说明了他和李政道决裂的大致经过。他告诉吴大猷，“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杨振宁对李政道的评价并不高：“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与数学能力略逊一筹，所以1962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恰恰是李政道特别在乎宇称不守恒的优先权的原因所在。他告诉吴大猷，自己从未对李政道作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1962年以来的27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但是他自己的错误是“如果1956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他在信中说自己“多次听到关于李政道胡说的谣言”而没有计较，但李政道没有收敛，不断地“四处乱讲”。杨振宁把自己和李政道的关系分成4个阶段：初识到1951年的第一阶段，杨振宁自认是李政道的兄长、也是老师；1951年到1957年得诺贝尔奖时亲如兄弟、合作无间，但杨振宁仍然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得奖后到1962年的第三阶段，杨振宁形容李政道成名后“政道的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和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在这里，杨振宁再一次把李政道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第四阶段是两人正式决裂后，李政道“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到处散布谣言”。杨振宁的这封信的结论是明白无误的，在杨李之争的问题上，李政道无疑扮演了小人的角色。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的关键问题是，谁第一个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谁的贡献最大，而这些显然与个人的人格无关、与个人的资历无关。无论杨振宁原来的资历比李政道老多少，无论杨振宁是否在学业上提携过李政道，也无论李政道的个性比杨振宁强多少，也无论李政道以后是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都不能直接得出是杨振宁最先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或者贡献更大一些的结论，因此杨振宁不必强调在杨李合作中他是资深的一方，李政道也无须否认杨振宁对他学术路程上的重要帮助。科学史上，科学家对于自己的优先权的争夺比比皆是。而科学上处于不同地点、互无沟通的情况下独立多重发现的现象表明，优先权有时是很难确定的，更何况是两人的科学合作。杨振宁李政道和其他研究θ-τ之谜的科学家，都曾经在脑子里闪过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振宁和李政道高于别人的是，他们抢先一步在别人面前认真地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并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发表出来，而不像别的科学家那样因为宇称不守恒不符合物理的常识和直觉而闪光的思想轻易地放过了。如果没有杨振宁李政道二人，别的科学家也会提出宇称不守恒，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也许，杨振宁李政道独自都能发现宇称不守恒现象，但进展有两人合作这么快吗？就杨振宁李政道的合作而言，综合两人的不同意见来看，很可能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是李政道先想到的，但将其扩展到包含θ－τ之谜在内的所有弱相互作用的情形并且把它用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可能是杨振宁的功劳。
个中真实原因只有两人心知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