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本是清朝纪年的一个年号，专指世祖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位期间十八年（1644——1661）的纪年。“爱新觉罗.福临”是世祖皇帝的姓名，“世祖”是他的庙号，也就是他去世后在太庙被立室奉祀时所起的名号。另外，依照礼仪，皇帝在去世后，还应该根据他生前的品行事迹，为他评定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叫“谥号”。福临的谥号是“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读出来，要两个字两个字地断读，代表他不同的德行。如此，如果要说清朝这个已经去世的姓“爱新觉罗”叫“福临”的皇帝的事，表述起来，姓名肯定是不能直呼的，于是在官方，就用庙号或谥号代指。这样，福临就被称为“世祖皇帝”或者“章皇帝”，也有将二者合称的：“世祖章皇帝”。但于民间，老百姓既不用供奉又不会去记他长长的谥号，况且知不知道其庙号谥号还是件事，所以最方便的，就是用他在位纪年的年号“顺治”来称呼。这样，“顺治”也就指了清朝这位名叫爱新觉罗.福临、在位十八年、被尊称为“世祖”或“章”或“世祖章”的皇帝了。
传说中，甚至一些史学者也跟着存疑，认为顺治皇帝并非在他24岁时患天花去世，而是出家去五台山做了和尚，其“天花去世”之说，不过是朝廷的掩人耳目罢了。那么顺治皇帝真的出家了吗？如果是，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顺治的身世
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朝鲜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一起被误杀。努尔哈赤是以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的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9 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3.15）生在盛京（辽宁沈阳），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10.8）在盛京（辽宁沈阳）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6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国的皇帝死了，但明国的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国军队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引清国军队进关，协同明国军队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国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九月（1644.），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主要由汉族人生活繁衍的领土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也就是说，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2.1），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14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和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宽广。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尽量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的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已经全部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也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这样一个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二 顺治出家了吗
关于顺治出家，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24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左右才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唯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卯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十月（1660）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卯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卯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 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卯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最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谍》。它们在漫长的清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 （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 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黄色的绫面还象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谴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谴官恭代。著开列应谴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谴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已，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已，夜，子刻”。这里，“丁已”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23点到1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已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0点或1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12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历史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谍》，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黄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谍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谍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谍》，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548厘米，宽93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因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自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遣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象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保存的一些僧侣的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不一,有说出家,有说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