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参加“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齐聚三星堆博物馆学术厅，围绕三星堆文化，将各自近期研究的观点一一“抛出”。
创建“三星堆学”迫在眉睫四川考古专家赵殿增说，希望能建立三星堆研究信息中心和编辑出版中心，将已有和计划中的研究情况与成果，以网站、专刊、文集、丛书等不同形式，及时准确系统地介绍和发表，为专家学者和文物考古爱好者提供平台和阵地。现在随着三星堆研究院的成立，创建“三星堆学”已是水到渠成。“三星堆学”包括文物、冶金、考古、文学、美术、古文字、宗教学等，各方面的专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学科中，借鉴“敦煌学”、“法门寺学”的经验，“三星堆学”可以成为打开古蜀文明的钥匙，将古蜀文明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星堆文化”有更广泛的时空范畴
三星堆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遗址，在近年来的考研发掘中，成都史前城遗址群、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证明了现在的成都周边曾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相对完整的古代文明中心。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提出了“从三星堆看巴蜀文化区的标志性图像”说，林向认为，“巴蜀文化区具有与东周时期其它地区文化不同的标志性图像，它们是：树、龙、鸟、虎。尤其是神树或树神的图像，举世无双。而其源头可推至古蜀文明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出土的铜树及树上的龙、鸟是当时的崇拜圣物，树是天梯、龙是蜀与夏共尊的祖神、鸟是传达天地信息的使节。三星堆也出土铜虎，虎的职责是捍卫。因此把‘树、龙、鸟、虎’等标志图像解析为图腾比较牵强，不如说它们是巴蜀地区盛行的‘巫文化’的物证。”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许杰先生在对三星堆遗址地层、陶器类型、分期和年代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成都平原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大型遗址。多年来，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学者们对这一遗址及其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逐渐转变。他提出，所谓“三星堆文化”应该包括三星堆遗址分期四期法中的第二至第四期，成都市十二桥遗址中时代最早的遗存与三星堆遗址分期四期遗存同期，应该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时空范畴，而不应单独列为“十二桥文化”。
与东南亚国家联手考古发掘
在学术会上，当年三星堆两坑发掘见证人之一的陈德安则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分析道，“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可以分为四组，一组是具有强烈的本地文化特征的器物，数量占绝大多数；另一组是以青铜容器和部分玉石礼仪用器为代表的年代偏早的商文化因素；第三是以罍、尊为代表，受商文化影响，在陕南汉中、重庆三峡以及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均有分布、年代偏晚且具共性的文化因素，蜀地以外的这一部分因素有可能是蜀文化向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结构状况反映出古蜀文明在商前期的发展阶段主要吸收了中原商文明的因素，在鼎盛阶段文化向外辐射已东达长江中游洞庭湖，向南远至东南亚。”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透露，由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联合考古调查队，将在今后陆续对越南境内的多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特别是与四川三星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冯原文化遗址将成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为解开三星堆文化的去向之谜提供依据。这将是我国在国外联合开展考古发掘为数不多的一次，意味着我们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目光将跨越国门，追寻三星堆文化去向之谜的足迹又超前迈进了一步。
三星堆历经半个世纪的发掘与猜想，如今仍谜雾重重：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三星堆居民的族属、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巴蜀图语”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
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日前聚集四川广汉三星堆，对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进行探讨。
三星堆遗址作为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上个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最能代表三星堆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文化影响的产物？对此，许多专家有不同的猜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章华通过比较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认为，从纹饰的整体风格来看，商文化的同类青铜器明显要细致规范得多，而三星堆系青铜容器的纹饰总的来说显粗犷。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应该是三星堆人在商式铜器的基础上，按照三星堆社会独有的宗教信仰及其在宗教活动中发挥的重要功能进行设计铸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