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屁股：廷杖制度
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 “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在朝廷上用大棒子打人了。《资治通鉴》载：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
不过大规模、制度化、而且明显是出于侮辱动机的廷杖确实是明朝专利，况且，在“性猜忌”云云方面，朱元璋也可谓后来居上。
《明史刑法志》记载：明太祖曾经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半仙刘伯温）说：“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当时朱元璋还很表同意。而且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朱元璋说：“那么大的干部，受这种侮辱不合适。”命以俸赎罪。
可是朱元璋对大臣们脸面的尊重没有什么“政策连续性”，“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这个“苦大仇深”的前和尚，在中国历史上全部皇帝中出身最苦，按成份论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１０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成了鬼墟。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
很多人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吴晗分析朱元璋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贴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因此，吴晗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
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
执行廷杖的具体情形是:行刑的前一日，有关方面通知获罪官员，明日准备受刑。行刑时，由侍卫和太监将大臣绑赴午门外，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行刑狱吏扑上来，将“罪犯”摁倒在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先由军校打三下，作为开场。然后，分别“着实打”和“用心打”，上百名军士一边哈喝壮威，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打完，再用厚布将人裹起，几个人一齐用力，将其抛起，掷到地上。
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被杖的人如果事前知道，都先吃点药准备挨打，如果突然被杖，则很少能活的。被打的人如果昏迷，据说喝人尿可以醒过来;受伤青痕如果不过膝盖，还可以救活，但救好以后，往往成为残废。明代官员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刑罚，有人甚至因此作梦也梦见挨打。
廷杖制度的一个大问题是：它的“操作灵活性”很高，特别适合具体执行者上下其手、推波助澜。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的人的轻重死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说了算。一般来说，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则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被“用心打”的，一般决无生还之理。还据说锦衣校尉行杖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双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还不致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就休想活命了。所以，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而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这无疑给了这些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极大的权威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廷杖从皇帝用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使士大夫乖乖听话的利器，渐渐成了宦官打击敌对的廷臣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主观意志和技术保证。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据说，这训练是：在砖头的上面盖一张纸，要求将砖头打碎，而纸一点不破。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这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史载：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了大宦官刘瑾，矫旨杖三十。当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特地选卒练习数日，等技术过关了再打，李熙差点被打死。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分寸，还是禁卒们临阵磨枪，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最初，执行廷杖的例子并不多。皇帝的本意，也许不过是借此树立威风、叫臣下老实听话罢了。但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好处，廷杖执行者就更有热情使之“制度化”。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谁要冒犯了他，即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宪宗还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宪”的本意，就是“小聪明”），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叫他得意地摘了出来，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
不过这个时候，受廷杖者还不脱衣服，并可用厚绵衣垫着，尽管耻辱，总还保留一点体面，而且挨打的人也不很多，受杖者犹须卧床数月，始得痊愈，“死亡率”也不算很高。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士大夫们皮开肉绽，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应了“作法自毙”的老话，对打别人屁股充满热情的大宦官刘瑾，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挨板子。不久后，他在宦官内讧中倒台，“是日……传言上御门，瑾上前，到午门上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珲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言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告，则各校官齐声应答如前”（《骨董琐记》）。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漫长“打屁股史”中，只有这一次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
在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制度可谓“发扬光大”了：不但挨板子的人多，被打死的人也多。而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１６８人的屁股，打死１５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１３４人的屁股，打死１７人。
打屁股：廷杖制度
戏文里有一句常用的台词：推出午门斩首。这不过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想像罢了。
所谓午门，即皇宫外朝的正门。午门城台正中三个门洞，左右两翼各一掖门，每个门洞各有用途。平常，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五公出入右（西）门；左、右掖门只有朝会时打开，文东武西，鱼贯而入。而中门，则为皇帝专用的“御道”，皇帝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是皇帝结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进宫从中门入，但多数皇帝都成年婚后才登基，所以从中门入宫的皇后并不多。二是太和殿殿试传肿（宣布殿试结果）后，一甲三名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从中门出宫。
午门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古代非常注重的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每年腊月初一在午门隆重举行。国家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亲御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国家司法机关刑部会同文教礼仪机关礼部，将“匪酋”送赴午门下，皇帝说一声“赦”，就算免了他的死罪，表示国家又一次取得了 “德胜”，文明终于克服了野蛮。
把如此重要的典礼场所作为杀人刑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古代远自先秦时起，执行死刑就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罪在立诛的犯人，一般死囚犯要到秋季才能处决。清朝规定，每年秋审刑部将死囚犯案卷呈送皇帝审批、皇帝认为当斩，即朱笔“勾到”，交刑部执行。
那么，下层百姓为什么对午门有这样可怕的误解呢？
一个生活在明朝的官员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午门从来就不是砍头的地方，而是打屁股的地方。
在明朝，打屁股是十分流行的运动，所谓“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庄重严肃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屁股挨打。
屁股这东西，算得上人体最微妙的部位，因为和性器官、排泄器官联系甚密，很有私密性、羞耻性和喜剧性，不但不能露，而且不可说。小时候，被父母或老师打打屁股的还不算什么，可是成年以后，特别是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也要脱下裤子、撅起屁股，被人家狠狠抽上一通，那可就不仅仅是皮肉受苦了。
《明史刑法志》曾被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赞许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廷杖和厂卫这两项明朝独有的制度。《刑法志》认为，廷杖是明朝的发明：“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而明史专家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在朝廷上用大棒子打人了。《资治通鉴》载：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
不过大规模、制度化、而且明显是出于侮辱动机的廷杖确实是明朝专利，况且，在“性猜忌”云云方面，朱元璋也可谓后来居上。
《明史刑法志》记载：明太祖曾经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半仙刘伯温）说：“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当时朱元璋还很表同意。而且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朱元璋说：“那么大的干部，受这种侮辱不合适。”命以俸赎罪。
可是朱元璋对大臣们脸面的尊重没有什么“政策连续性”，“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这个“苦大仇深”的前和尚，在中国历史上全部皇帝中出身最苦，按成份论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１０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成了鬼墟。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
很多人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吴晗分析朱元璋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贴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因此，吴晗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
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
执行廷杖的具体情形是:行刑的前一日，有关方面通知获罪官员，明日准备受刑。行刑时，由侍卫和太监将大臣绑赴午门外，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行刑狱吏扑上来，将“罪犯”摁倒在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先由军校打三下，作为开场。然后，分别“着实打”和“用心打”，上百名军士一边哈喝壮威，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打完，再用厚布将人裹起，几个人一齐用力，将其抛起，掷到地上。
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被杖的人如果事前知道，都先吃点药准备挨打，如果突然被杖，则很少能活的。被打的人如果昏迷，据说喝人尿可以醒过来;受伤青痕如果不过膝盖，还可以救活，但救好以后，往往成为残废。明代官员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刑罚，有人甚至因此作梦也梦见挨打。
廷杖制度的一个大问题是：它的“操作灵活性”很高，特别适合具体执行者上下其手、推波助澜。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的人的轻重死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说了算。一般来说，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则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被“用心打”的，一般决无生还之理。还据说锦衣校尉行杖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双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还不致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就休想活命了。所以，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而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这无疑给了这些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极大的权威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廷杖从皇帝用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使士大夫乖乖听话的利器，渐渐成了宦官打击敌对的廷臣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主观意志和技术保证。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据说，这训练是：在砖头的上面盖一张纸，要求将砖头打碎，而纸一点不破。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这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史载：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了大宦官刘瑾，矫旨杖三十。当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特地选卒练习数日，等技术过关了再打，李熙差点被打死。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分寸，还是禁卒们临阵磨枪，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最初，执行廷杖的例子并不多。皇帝的本意，也许不过是借此树立威风、叫臣下老实听话罢了。但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好处，廷杖执行者就更有热情使之“制度化”。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谁要冒犯了他，即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宪宗还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宪”的本意，就是“小聪明”），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叫他得意地摘了出来，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
不过这个时候，受廷杖者还不脱衣服，并可用厚绵衣垫着，尽管耻辱，总还保留一点体面，而且挨打的人也不很多，受杖者犹须卧床数月，始得痊愈，“死亡率”也不算很高。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士大夫们皮开肉绽，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应了“作法自毙”的老话，对打别人屁股充满热情的大宦官刘瑾，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挨板子。不久后，他在宦官内讧中倒台，“是日……传言上御门，瑾上前，到午门上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珲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言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告，则各校官齐声应答如前”（《骨董琐记》）。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漫长“打屁股史”中，只有这一次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
在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制度可谓“发扬光大”了：不但挨板子的人多，被打死的人也多。而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１６８人的屁股，打死１５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１３４人的屁股，打死１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