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和《南方周末》同时披露了重庆彭水诗案。因为创作一条讽喻时事的短信，公民秦中飞正在遭遇一场无妄之灾。因为收到他的短信，几十人不得不接受公安局的调查问话。不管动机如何，彭水公安局在事实上制造了恐怖:胆小怕事的人们不再谈论政治。
可是禁声的效果似乎并不能让县城公安局感到满意，他们又在秦中飞的聊天记录里发现了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图片——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是一桩更大的罪名。
这案件读来让人愤怒而且震惊，仔细想来却又都是常情。
常情之一是，人们在谈及政治的时候，习惯性地、下意识地，就要使用隐喻和影射。而且读者也养成了相应的习惯，对字里行间的话外音格外敏感。造成这种现象的，既不是遣词造句奇巧淫技的自我陶醉，也不是猜中谜语心有灵犀的隐秘快感。造成这种现象的，是中国统治者管制言论的传统，然后才有被统治者“祸从口出”的常识。
秦中飞以隐晦的短信讽喻时政，而不是以公民的精神直面批评，这事实已经让人感到压抑。在这曲折的心思背后是本能的恐惧:面对警方的问讯，他的第一反应是否认，似乎他也认为自己写诗是犯罪的行为。问题是，他，一个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害怕的是什么？
他并不是自己吓自己，他害怕的东西真实存在。常情之二便是，在基层，尤其是县城及乡村的熟人社会中，确实常有一种力量让人感到恐惧。在彭水诗案中，我们借助媒体的披露，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安局与检察院在为县领导服务，暴力机器与地方政府合而为一，俨然是古代的地方“统治者”——既不是在维护法律，更不是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只要巩固自己对社会的控制。这样的地方势力足以让当地百姓害怕，足以让秦中飞们倒退为从前的“子民”。
再看公安局的办案思路，明晃晃就是要以压制言论的方式获得表面上的太平:“这首词几乎把彭水的成绩都否定了”，“这样的短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对彭水的经济影响很大”，“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在这样义正辞严的指控之下，地方官员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表面上在借用最新的政治语汇，实际上却在沿用专制制度下言论控制的传统。在这些领导的言论中，在当地公安局检察院的行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的思想已经与新中国的公民理念接轨。
在一个小县城的政治风波里，呈现出了典型的双重压抑:市民使用辗转方式的表达压抑自我，地方势力动用暴力机器压抑言论。前一种压抑正是后一种压抑的结果，管制言论者应该为此负全责。只有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已经长期稳定地存在，这样一件荒谬的案件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如果放在法律精神中去解读，彭水的办案者们就必须回答下面这些简单的问题: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