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很激进，这个看法不仅是在他自出道以来的个人创作理念上有所端倪，甚至是在他素来的言行上也有着深重的体现。激到什么程度，激到历史观苍白，激到拍摄南京大屠杀这样严肃的历史题材电影都会不做好历史功课？最近，在某媒体大篇幅的专访中，他以轻描淡写的话语谈起了约翰·拉贝，开始以一个苍白到我辈都不忍再睹的观念去聊起了那个本该被我们十三亿中国人敬仰的德国老人。一时间，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油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冷”，心想陆导演当前发表意见就象在聊天工具里回复表情，基本不用过过脑子。
他说，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拉贝建立的，而只是被委任为主席，发起人是个中国教授。而之后，安全区建立起来了，拉贝也就抽身回到德国去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样的聊法，给了读者N多错觉，认为原本被认定是南京恩人的这位伙计友人，原来只是中国人为了自救而争取来的挂名“监制”，仅此而已啊！
事实上，在当年南京大屠杀时，南京安全区的建设可并不如陆导演说的这么简单，拉贝不是什么中国人请来的挂名监制，而是切实地充当了发起者与运作者的角色。如果你愿意翻翻书，或者去找寻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当事者，可以得到如下的讯息，那就是拉贝为什么要与几个领事馆的人合计建立安全区，那就是因为他在日本飞机轰炸时发现了纳粹党旗对日本军队的威慑力，会有怎样的获免权。除了德国大使馆以及挂上大旗的西门子公司没遭横祸外，其他的外籍人员驻地无一幸免，而拉贝也在自己家里用纳粹旗保护了数百人免于炮火冲袭，所以，他主张参照上海的模式建立起安全区，但是还无法拥有与日军正常沟通的渠道，所以所有人都投票由他担任主席，因为只有他的纳粹党身份才有可能直接与日本军方交涉，不仅求安定，还能保证粮食、药品与水在安全区内的畅顺供应。
拉贝于1938年2月18号回德国，原因就在于日本军方对他的施压，以及德国纳粹总部对他的召回命令，而且当时他的糖尿病已经相当的危险，在缺医少药的安全区中已经有了生命的危险。但在他走之前，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拖着病体一次次呼号，打破日本的粮食禁运，打破药品禁运，不断地与日军军部拍桌子打拉锯战，甚至是陪上自己的家当去军队里套购高价粮。在回德国之前，他做了一系列更加重要也是更加伟大的事，就是几次约见当时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托他利用军政的关系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资料与图片资料秘密转运到德国，交给元首以图激起重视，以盟国的身份向日本发出警告给予制止，虽然，当年没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但资料却一直留到了今天，现存于世并被国际法庭认可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佐证的文本，一半以上都是拉贝如此“简单”地保护下来的，当然，还有后来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而拉贝回到德国，也未如我们想当然那般风平浪静，他因不断控诉日军暴行而两次被拘禁刑讯，还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处冻结所有财产，差点被暗杀。后来，纳粹时代结束后，他还因纳粹党徒的身份被再度监禁，境遇凄凉，最后还是在南京时期恶化的糖尿病要了他的命。
这样的一个人，怎堪我们以“那么回事”就三两敷衍过，如果说大家都幻想着当年南京数十万同胞被屠杀时也都是有血性的，也都是有自救能力的，那我也就叹息一声做无可奈何状了。陆川说，拉贝再怎么样，也还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置身事外，就象日记中谈到日军带走妓女时的寥寥几语一样，不会做任何的怜悯。我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将一切暴虐都视为“与己无关”的人，结果会怎样？是不是二十多万中国人会通过所谓的自救与民族血性改变自己被屠宰的命运？我想大家还要搞清楚，在南京承受日机轰炸的那一瞬起，拉贝就已经冲出家门，把那些在街面上躲无可躲的“与己无关”的中国人拽到自己家，召唤到西门子公司，用纳粹旗来保护他们。
陆川认为大众的观念有问题，不该有什么德国人救了20多万中国人的观念，就不该认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认为这没用，也不需要大众的记忆存在这么一个“救世主”。但是，历史是怎样的，陆川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在你通过强大的、激动的话语去感染了一些如你一样的民族自尊心甚强的愤怒青年们的同时，可曾想过，有没有给予历史尊重，有没有给予拉贝尊重？
南京大屠杀之后，老蒋曾给此为“国耻”，而今不是什么民国了，老蒋已不在，江山也已变，可是惟独这“国耻”的定义变不得。现今无论是谁，谈论起那段历史，或如陆大导演去拍摄那段历史，都该以国耻为念，放低心态，好好去审定这俩字的真正含义。大家伙反思也罢，警示也罢，敬畏也罢，却千万别再扯上什么过亢的民族主义思维。因为，任你如何去修缮，把那段历史经营得如何坚韧、不屈，也难抹掉那必将嵌入历史的“千年耻辱”。
德国人拉贝，对中国有恩，无论是你陆川，还是我辈十几亿淡漠历史而愧对文化二字的国人，都该去敬重。还有，对于身边占了大多数，不知道拉贝为何许人也的同胞们，我还是有句良言相劝——“中国人不感恩与日本人不认罪，一样都是可耻之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