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富盛名的《泰晤士报》（The Times）4月11日以《中国激情》为题，将郎朗的演奏头像刊载于报头之下最醒目的位置，并配以副题“郎朗，正在创造新的古典音乐观众的超级明星”，接着在内页进行了长篇报道。这不仅在中国艺术家尚属首次，就是在世界古典艺术家范围内也属创举。
郎朗最近正在欧洲各地巡演，从4月11开始将成为伦敦交响乐团的驻团艺术家，共同合作一个新的音乐系列。这篇采访是《泰晤士报》驻伦敦的记者艾马（Emma Pomfret）在郎朗繁忙的演奏和各种活动的“夹缝间”所完成的。
报道内文的题目冠以“郎朗：中国古典音乐的超级明星”。在导语中作者幽默的写道：“他的面孔就是一大卖点；作为26岁的他，可以激励三千六百万中国琴童，这不是一件坏事。”
文章开头很自然的从郎朗音乐会前试琴选琴写起：三架闪亮的施坦威名琴一字排开摆放在舞台上，郎朗要决定今晚演奏用哪一架钢琴。在第一架上，郎朗弹奏了一首巴托克的曲子，在第二架上，郎朗演绎了一段德彪西，在第三架上，郎朗又挥洒了一曲肖邦。作者说：“我们非常享受这种听郎朗即兴演奏的感觉。”郎朗先选定了第二架，因为他用这架琴已经录过两次音，再熟悉不过了，但经过15分钟的钢琴测试后，郎朗决定：“我一直在弹第二架，今晚我要弹奏第一架。”一种挑战者的姿态跃然纸上。
作者也用部分笔墨回忆了郎朗在中国学琴和成长的经历：“只有‘第一’，对于郎朗不存在其他数字，从2岁开始，当他的父母用积攒了半年的两个人的工资买了第一架钢琴，他就注定要被培养成世界第一钢琴家。”“这个传奇人物的生活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它掺杂着父母的巨大的爱和野心。让我们回想一下网球名将Andre Agassi，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童床的上方就悬挂着网球。然而郎朗的故事在他的自传《千里之行》中显得更令人惊奇。”作者甚至以“第三只眼”的视角，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是郎朗成功的因素之一。
文中，作者一方面感慨：“我不能想象还有哪一位古典艺术家能够具有像郎朗那样的巨大吸引力，而且是无声的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也分析说：“郎朗具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能够和更多的观众连接起来，这其中一些是因为他的年轻，一些是因为他的能量，一些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表现力。郎朗试图用全新的方法来诠释同一首音乐，它既不是掺水的，也不是囫囵吞枣的，更不是把什么都交叉拼凑在一起，它是一种整体的表现。”
作者也描述了郎朗在欧洲受欢迎的情形：“在汉堡，每个人都想聆听他的音乐，都想知道他的行踪，都想有机会认识他”，“在汉堡的音乐厅外，黑市的门票卖到了票面价格的两倍。”作者谈到最深的三个印象：“郎朗音乐会结束时的长达10多分钟的起立鼓掌；这个谦虚而有思想的年轻人在阅读中国哲学；他有时也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作者还从郎朗做过许多批注的琴谱中发现“郎朗即使第一了，他仍然在不断学习”，“每隔几个月，郎朗都要抽几天时间专门跟随巴伦伯伊姆学习，谢绝一切采访，甚至电话都不接。”
文中特别提到一个概念：“郎朗效应”。作者认为，郎朗“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名片，这绝不是一个决心所能做到的，郎朗的面孔、魅力、活力以至穿戴都使他成为一个中国的形象，也是世界的形象”。作者还这样描述两年前他来北京看郎朗音乐会所记住的一个场景：“许多孩子都从看台上探出头来，以求与他们心中的偶像缩短哪怕一英尺的距离。”
文中还介绍了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继在纽约成立后又在欧洲落脚，并开始资助学琴的孩子。作者引述郎朗的话说：“我知道我有一个责任，因为世界需要开启更多的古典音乐市场，我希望能够实现它。”
作者最后总结说：“郎朗是一位很独特的古典音乐家，要想生存，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他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密封的音乐厅，触及到数千万的人。如果他能够使新一代更多的转向古典音乐，那么，我们就都应该好好坐下来欣赏他的演奏。”
作为英国报界的权威和老大，《泰晤士报》早在2001年郎朗于伦敦BBC晚会演奏后，就曾发表评论说：“他正在创造历史。”八年后的今天，《泰晤士报》把郎朗“请上”了报头，这应当看作不仅是对郎朗的再次肯定，而且是对自身当年那次发现的肯定，含有多重肯定的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