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纽约时报》出人意料地刊出了一篇来自山西平遥的长篇报道。说是出人意料，是因为这次，这家美国第一大报关心的既不是山西的矿难，也不是令我们不安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山西的票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古喻今，似乎是希望能从清代盛极一时的票号——当时的银行——的经营和道德准则中，为危机深重的华尔街找出一剂良药。
实际上，这位作者如果看过台湾女导演姚树华的新片《白银帝国》，他的文章会更有看头，更具说服力。原因很简单，已经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露过一小脸的《白银帝国》，是一部关于清代票号的野心庞大的奇片，可以说，是开创了华语电影的一个全新类型。
这部影片讲的是，清末山西最财大气粗的票号“天成元”两代东家康老爷和康三爷完全相冲，而这对父子的个性又都极尽强悍，所以在家族生意和爱情上，两人冤家对头一样对抗了十几年。
我们总是说，艺术模仿现实，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艺术预言现实，有时更加极端，反向预言现实。《白银帝国》中，邱大掌柜的贪婪和腐败刚一冒头，就被赶出票号，只能回家种地。现实世界中，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让全球经济深陷危机，他们却能理直气壮地拿走上亿美元的红利。《白银帝国》中，票号把钱借给政府助其打赢战争。现实世界中，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经营不善、拖累整个经济的金融业。
当然，光是这两条还不足以让《白银帝国》当得起奇片之称，这部影片更值得称道之处是导演对于题材的处理，她没有把它拍成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清宫阴谋辫子戏的票号版，虽然那样要容易得多，也更旱涝保收。
她选择的是一条费时费力的羊肠小道，她挖掘出票号经营的全部秘密并在大银幕上加以表现，从没有电影人做过同样的事。据说光是研究票号的运作，她就用了三年的时间。而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影片对于清代神秘的金融帝国票号的精细描述，足以让观众在走出电影院时，也成为一个清代金融业的专家。
比如，知道东家如何利用职业经理人（那时叫做掌柜）的才干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服务，又如何在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情况下监控他们,镖局怎样与票号共存共荣等等。还有，“天成元”一年的流水，超过650万两白银，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在重农轻商的帝王专制时代，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物流业只能依靠生物能源（马、骡子和骆驼），而不是石油（飞机、货船和汽车），这就更令人惊叹不已了。而《白银帝国》正是解开这一奇迹的钥匙。 王洋/文附《纽约时报》原文
魂牵远去的黄金年代 梦绕19世纪中国的商业之都
（平遥，中国）—— 那是一个充满了新财富的时代，一个众多家族一夜成为巨富的黄金年代。
由于金钱流动的需要，商人们在这座北方的城市里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批银行——票号。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分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并开始借贷业务。大量钱财在其间涌动。
随后，正如它快速地崛起一般，整个体系又快速地垮掉了。票号纷纷关门，城市沦为废墟。
这就是中国首个金融中心的历史。在19世纪中期的清朝，它的辉煌曾经照耀着灰濛濛的山西大地。随着全球经济在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带动中下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平遥的兴衰是以史为鉴的最好参照。
但时下的金融危机却使平遥陡增了一分怀旧的情绪，那10米多高的明代城墙中保留着中国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之一。
“票号讲述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包括中国是如何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退休教授阮仪三 (音) 说道：他曾经主持了平遥的修复工作，“票号的雇员们都训练有素，他们很公正客观，而且对票号的账目高度负责。现在腐败现象很普遍，人们也不太重视道德品质了。”
今日的平遥老城中心住了四万人，他们挤在狭窄的巷子里，住在破朽的木门后藏着的大院里。四周围的农村则是一片干枯的小米和玉米地，上面铺满了黄土高原的黄土，这里是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最鼎盛的时期，平遥共有22家票号。当时山西的贸易非常红火，中国南方的丝绸和茶叶由此向北出口到蒙古和俄罗斯，羊毛则经此运向南方。
跟当下的贪婪相比，学者们认为早期的票号业是个严守商业道德的行业。当时没有不良信贷，也没有不明就里的金融工具。商人们之间高度互信，票号得以开展转汇、信用贷款和支票汇兑等业务，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中国流通的货币是银锭。
然而有些票号的行事方式在今天看来可能不那么地道。
在部分票号残留下来的两层楼大院里，鸦片室和麻将桌清晰可辨，还有给那些票号雇来招徕生意用的妓女的房间。
阮教授和其他学者认为票号体系在1949年解放前的瓦解并非因为票号业者的贪婪或者无能。他们提到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整个国家陷入战乱，而且拥有大量资金的外国银行被允许进入中国经营，其所带来的竞争使票号逐渐失势。
在平遥走向穷困后，整座城市像在时间中停住了脚步。
当地政府没有资金来现代化。所以当中国其它城市里的古城墙，包括北京周围的古城墙纷纷被政府拆除时，这里屹立的还是明代的城墙。在这些城墙的里面，家家户户仍住在老旧不堪的大院里——有的曾经是繁荣的票号所在地。（想象一下把雷曼兄弟的总部大楼变成人民公社会是怎样的情形。）
“城里的老人们又悲伤又沮丧。”48岁的平遥当地人姚民林（音）说道，他在近期的一个下午带着两位外国游客转过各条巷子。“他们不希望票号关门，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收入了。这里所有的人都靠票号维生——商人如此，守门的如此，开饭馆的也是如此。”
在包括阮教授在内的保护主义者们的敦促下，当地的官员们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修复平遥，给了这座城市以旅游为业的重生的机会。
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其名意义：太阳在繁荣中升起)，现在是坐落在城中心的一家博物馆。另外还有四家票号也变成了博物馆。
票号的神秘传奇是如此的有吸引力，以至于中国各代领导人都从北京来此朝圣过。日升昌里的陈列里包括了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他的前任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朱镕基的照片。他们的到访比起当年光绪皇帝的到来要闲适多了：光绪在1900年为了躲避欧洲和日本军队的入侵曾逃遁到平遥，住在一家票号里。
对平遥的人民来说，现在的领导人可以从老式的商道中学到很多。
“直到清朝末期，平遥的票号都保持着信心、信任和礼貌，”日升昌里的一位经理助理李月荣（音）说道。这家博物馆现在每天接待大约2000名游客。“这些对管理和金融发展有很多好处。”
李女士指出日升昌的始祖雷履泰开始在票号工作时已经53岁了。她说现在有权势的生意人缺乏由经验、年纪而生的智慧。“他们都希望迅速发财，”她说道。“他们不想一步一步来，他们太着急。”
当然，要说那个年代做生意没有欺诈和盗窃也是个神话。
老票号里那些阴冷的房间显示了：伴随着银钿的积聚，被迫害症也随之而来。票号的银库都挖在平板床的正下方，席子盖住了洞口。两到三位雇员不分昼夜的坐在或者睡在上面，姚先生说道。他有位亲戚曾经在日升昌里做过小职员。
恐惧滋生了以镖车起家的中国版“富国银行” —— 靠保护异地运银车为生的镖局。保镖们都受过武术训练，而且随身带着战斧和锤子等武器。时至今日，在一家老武馆的地盘上，还会看到师傅在周末教孩子们功夫。
过往的荣耀还飘扬在一些其它建筑的上空。要是在某天下午走进一座庙，你会看到当地的居民握着香在财神爷的像前参拜。平遥的人们太熟悉那句老话了，“富不过三代。” Edward Wong/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