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逝世的中gong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近80万字。所记载的史实，从1949到1966年。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被称为对「文革」前17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之一。
（一）
1949年，中gong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这就出现一个矛盾。薄一波记述道——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已经争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不能轻易取消，不允许私营工商业随便停工停业。1950年上半年，工商业出现了困难，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不批准停工停业不行了。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当时有个口号，叫做「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
中gong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在1949年后的经济恢复期，中gong对资本家作出点妥协，一些资本家趁机向工人开刀。薄一波写到——
「我们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不管青红皂白发动所谓减薪运动，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满。」
（二）
毛泽东和刘少奇既是湖南同乡，又分别是中gong第一、第二号人物。早在延安时代，毛刘之间就并不完全一致，而1949年以后，刘少奇有两次「走火」：一次是1949年上半年在天津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第二次是1950年1月，刘少奇认为「富农dang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dang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据薄一波记载，毛对刘的讲话表示了明显不满，此后，周恩来1954年2月16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三）
从1949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政务院。
1953年春，薄一波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又毛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政府领导的分工重新规定：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而周恩来事实上只管一个外事口了。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1956年周的「反冒进」再度使毛不快。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据薄一波记载——
「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此后，周兼任的外交部长由陈毅接任。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讲了要防止闹分裂的话。这引起了周的警惕，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大家都挽留他。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总理的权力被大大消减了，大跃进期间，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四）
1949年以后，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另有看法，中gong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都过于严厉。而仅有的两个短暂开明时期，都是由周恩来出面表达的。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2年3月，周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gong「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次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右之后的1962年一次，连周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而在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就此说话时，毛的口气是轻蔑性的。据薄一波记载——
毛当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增强了周说话的勇气。据薄一波记载——
1962年10月11日，周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dang作报告的，是dang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五）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多次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
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同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同年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
同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
同年4月的武汉汇报会；
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同年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只得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要秘书帮助写检讨也不允许。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六）
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据薄一波记载——
「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dang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请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
「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
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剥夺了。
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李富有春经常挨批，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据薄一波记载——
1964年8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七）
毛泽东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自己也以身作则。薄一波在著作中，记载了毛有关调查研究的言论和活动——
1961年，毛在广州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毛说：「第一次，我是用11天功夫关了门，看了120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篇。然后我对这120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
这些调查报告当然能部分反映真实，但有些是作者在揣摩上面的意图撰写的，很多文章更是直接由上面指令的，其真实性不不可能怀疑的。据薄一波记载——
「11月2日中央办公厅致电黑龙江省委：『《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是挑选出一篇，修改好文字，说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
中央向省提出文章的主题，各省按照这一要求组织文章上送，毛再根据这些报告判断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高潮。
毛所说的第二次调查是听部长汇报。薄一波写到——「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著眉头，时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
毛就是这样，搞调查、听汇报，又不愿受他人提供的客观材料的指挥。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认为，农民的合作化热情不高，并因此导致粮食紧张，这当然是毛不愿意听的。据薄一波记载——
于是，「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这几句话给毛留下的印象很深。……不仅使他改变了对春季以来农村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对农村形势的估量。」
薄一波还写到：「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报告，他带著疲乏和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著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结论，与其说是毛从汇报中总结出来的，不如说是他此前已有的「前见」。这些汇报的意义，是为毛已有的观点提供资料。薄一波写到：「五大关系的基本资料主要是34部委汇报提供的。」
毛也经常出游大江南北。他对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而导致1955年的粮食风潮很重视，专门下去走了一趟后。据薄一波记载，毛的结论是：「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事实真相，客观上反使说假成风、吹牛盛行。50年代后期，不少干部是看气候、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有的人喜欢摸毛的脉膊，他喜欢什么，就反映什么。薄一波写到——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
薄一波还记载，为参加庐山会议，他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上庐山后，有几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准备的发言稿未拿出来。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原来的发言稿「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
（九）
毛泽东毕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他的一些做法经常背离自己的正确理论。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以苏为戒」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一条是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并举，发展重工业必须与发展轻工业并举。据薄一波记载：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匈牙利「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虽然当时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是全dang的共识，但薄一波写到：在大跃进中，「各行各业搞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公业，大家挤农业。」
1957年毛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薄一波写到：「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
薄一波还记载：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dang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dang内特别是dang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dang内生活的不正常。」
薄一波认为，每次行动失误当然都有原因，而大炼钢铁的原因是「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
关于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薄一波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毛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二是dang员和干部尚未掌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至于民主之遭到践踏，他从正面讲了三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要完备，二是民主集中制要配之以健全的制度；三是dang员干部要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责任感。
薄一波写到，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说：「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但除了毛本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否定他的意见。（十）
毛泽东有时也说自己会有错。据薄一波记载：毛多次承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是，「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
薄一波写到：「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dang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
据薄一波记载，「七千人大会」期间，可能是受到会议「民主」气氛的感染，彭真1月8日在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明白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他这样解释：「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是那么多。」可就是这样，第二天陈伯达就表示不同意见，责问彭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不但如此，林彪在讲话中又特意强调：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当即高度评价林彪：「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十一）
毛泽东做过教师，喜欢咬文嚼字。1956年为「稳妥」二字和周恩来等人较劲，庐山会议上又为「得」「失」的前后位置而定彭德怀的罪名——彭德怀给毛的信中对大炼钢铁的评价是「有失有得」，这就惹了马蜂窝。据薄一波回忆，毛在7月23日的发言中即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
其实，这种词序安排是一个偶然的笔误。薄一波指出：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
据他人回忆，那天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次日下午送与毛。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彭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之事。其实，即使彭当时说清了这是参谋笔误，也无济于事。
（十二）
通向公社化的路上，毛先后严厉批判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的定性大同小异。据薄一波记载——
「1955年，围绕著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毛多次批判邓子恢：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著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
「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与方针相抵触的。」
薄一波还写到，1958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一个月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批后被打倒。据薄一波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机问题：「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薄还记载：彭1962年上「八万言书」时还要解释：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
（十三）
60年代「四清」运动的起源模糊、过程复杂。运动开始后就免不了过火，打人、自杀这类「运动现象」。薄一波写到：「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舖开后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这一时期的刘少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夺权等问题上，与毛泽东一致，体现毛的思想的陈伯达的「小站经验」与代表刘少奇思路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都强调要「夺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发生严重分歧，毛这次扮演了纠刘之「左」的角色。
按薄一波分析，首先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显然，毛坚持的是1962年强调的阶级斗争，而「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都没有能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干部的腐败，毛要抓的是阶级斗争。
在运动的搞法上，刘依靠工作队，先秘密扎根串连、摸清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实行大兵团作战来整干部和地富；毛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种做法「打击面太宽」。据薄一波记载：毛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的地主、富农、国民dang、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十四）
公众所熟知的是，「文革」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薄一波具体分析说，1965年是历史上最高水平，而66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下半年开始有变化，但损失较小；大幅度下降的是67、68：「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3.8％，1968年又比上年续减5％，1967年财政出现22.5亿元赤字。就当年各地生产、流通、分配秩序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
薄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
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对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它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五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媒、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五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
这就是说，天下大乱，但经济没有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总结了三条理由，第三条是「随著经济权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主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提出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使地方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还补充了几条理由，其中包括毛「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示的作用。
（十五）
在1949年以后的dang内斗争中，毛泽东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为以地方反中央。据薄一波记载，比较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于是，钢产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证。
第二次是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后毛到杭州，看到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一次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十分高兴，当即组织一些修改补充，发表于《人民日报》；此后，毛又发表柯庆施在上海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毛作了审阅之后不久又发表于《人民日报》。通过这两个地方领导的报告，毛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才真正公之于世。
第三次1966年批彭真以发动「文革」。这一年3月毛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毛还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此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也使毛泽东重新取得对中央的绝对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