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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杭州古称钱唐。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渡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历时140余年。元、明、清时期，仍称杭州。已由全国的政治中心降为一省的省会。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灭宋后，于临安设“杭州路”。明朝建立后，置浙江布政使司，辖境略与今浙江省同。杭州则改为府。清代改布政使司为行省。在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中，一直以杭州府为浙江省的省城。
民国元年（1912年）以原钱塘、仁和县地并置杭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从此揭开了杭州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杭州历史概况
一、灵隐山下的古钱唐县
1.历史早期的杭州还是海潮出没的沙洲
远古时期，今杭州西湖以东地区，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茫茫海滩，在西湖西北广阔的冲积平原上，则是原始居民栖息繁衍的地方。1935年，在杭州城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良渚，发现有约当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到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考古学家从中发掘出斧、■、刀、戈、镰、铲、镞等石器工具，以及壶、豆、盘、簋等造形规整、质地匀净光泽的黑色陶器，考古学上称它为“良渚文化”。以后，在良渚以西半山附近的水田畈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凝块，在比良渚更接近市区的老和山麓，解放前后又发现堆积有红烧土、灰烬、兽骨烬和陶器残片的五座灶基，以及大量石器、玉器①。以上的考古发现，反映了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杭州的原始居民在老和山麓及其迤西一带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情况。
先秦时期，今杭州市区仍是海潮出没的沙洲，当时属于吴、越的领地。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楚灭越后，又成了楚国的属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在吴、越旧地设置了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汉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其中之一的钱唐县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建置。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会稽时，“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浙江即钱塘江，由于当时西湖仍与江、海相通，和烟波浩淼的钱塘江连成一片，波涛汹涌，只好再溯江西行一百二十里到今富阳境内江面较狭处过渡去绍兴。相传在今宝石山下，还有“秦始皇缆船石”的遗迹，元人陶宗仪记载此事云：“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又据传说，今将台山为当年秦始皇因渡江而登山了望的地方，故名“秦望山”。以上说明秦时钱唐县附近的浙江水面颇为辽阔。
关于钱唐县的地理位置，最早见于记载的为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曾任钱唐县令的刘道真所著《钱唐记》：“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其后，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亦云：“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他们所说的位于灵隐山下的钱唐废址或钱唐故县，当指六百多年前秦代初建县的遗址。今西湖群山中并无名灵隐山者，但北高峰东南的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在刘道真撰写的《钱唐记》之前，根据以山名寺的惯例，可以推断其时灵隐山可能即今灵隐寺所在。又秦时武林湾（西湖的前身）深入今西湖以西，近北高峰东麓，这与县治“在灵隐山下”，县境“逼近江流”也是符合的。
西汉时，钱唐县一度成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更上升为会稽郡治。王莽时（9—23年），更名泉亭县。东汉光武时，又恢复钱唐故名。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县下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武林山指西湖群山，其时发源于西湖群山的诸水（武林水），入海而不入湖，可见西汉时期武林湾仍与海相通，杭州地区尚未成陆。
二、隋、唐时的杭州
1.隋代的杭州城与余杭郡
隋初废郡存州县，开皇九年（589年）平陈，钱唐郡改州时，移置余杭县，因名杭州，杭州之名始见于此④，钱唐县成为杭州的属县。次年（590年），又移居钱唐城。十一年（591年），隋文帝派杨素平定杭州杨宝英的叛乱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⑤，即由凤凰山东麓逶迤而北。其范围大约东至盐桥河以西（今中山中路），西濒西湖东岸（今湖滨路、南山路），北及钱唐门（今六公园附近）。城垣南北狭长，“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⑥，当时鉴于吴山逼临江
浒，而隔其山于城外①，因而东墙在吴山地段呈向内凹进的弧形。
杨素筑州城于柳浦后，钱唐从此成为地当交通要冲的大县，并上升为州的治所，这也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
隋炀帝即位后，复改州为郡。大业三年（607年），改杭州为余杭郡，钱唐又成了余杭郡的属县。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东南交通的枢纽，其地位起了显著的变化。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②，为日后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唐代杭州六井的开凿与西湖的整治
唐太宋贞观初（627年），杭州属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为江南东道。肃宗时（756—762年），在杭州设置了江东防御使。唐末昭宗时（888—904年），又升杭州为大都督府。
唐时的杭州，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而开始繁荣。唐政府对杭州地区的水利建设极为重视。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在海盐重筑海塘六十二公里，以抗御海潮对杭城的冲击。代宗年间（762—779年），杭州刺史李泌为解决杭州因成陆未久，地近江海“水泉咸苦”，不宜饮用的困难，在城内开凿六井：相国井（今解放路井亭桥西，因李泌后升任宰相，后人称它为相国井）、西井（今延安路南口）、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俗称四眼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龟井（在今龙翔桥之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在今小车桥附近）③。这六处水井，都不是穿地而成，而是用“开阴窦”的方法，即在涌金门至钱唐门之间，沿湖分置水闸，掘地为沟，用竹管引湖水入井。所谓“井”，也就是容积较大的地下蓄水池。因为井水引自西湖，西湖的水源出自山泉，水质很好，从而保证了城市居民的饮水需要，从此，“民足于水，井邑日富”①。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对李泌所修六井作了疏浚，并在钱塘门外石函桥附近（今少年宫一带），修筑了一条湖堤，以增加西湖蓄水，进一步保证了六井的水源。
六井的修建和西湖的整治，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人口也迅速增加。据《乾道临安志》记载：“自陈置钱唐郡，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贞观中，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在一百多年间，户口增加了近五倍。当时城北武林门一带，由于大运河的通航，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城东南的江干一带，成为海外贸易的码头，江中海舶云集，市区内商铺众多，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①，俨然成为东南一大都市。到宪宗时期（806—820年），杭州已是“户十万，税钱五十万缗②，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
三、吴越古都——西府城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的都城，加名“西府”，亦称“西都”。自东汉末分置吴郡以后，钱塘江两岸分属两个政区，西北岸属吴郡，东南岸属会稽郡；唐时始合并为江南道，其治所仍在苏州，杭州始终地偏边隅，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自吴越在此建都后，一跃而成为地占两浙十三州、一军的东南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使杭州历史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1.新夹城、罗城及子城的兴筑
早在唐末，钱镠就对杭州旧城进行过两次扩建。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③。因是依附旧城而修筑，故名“新夹城”。夹城设城门六：朝天门（今吴山东麓中河西岸），炭桥新门（今中河丰乐桥西，旧炭桥之东）、盐桥门（今中河盐桥西）、北关门（今武林门外夹城巷）、涵水西关门（今净慈寺旧雷峰塔下）和龙山门（今六和塔西）④。由此推断，其城当起自吴山东麓，循今中河西岸向北，至天水桥附近折向西北至夹城巷，再折向西南经宝石山东麓，沿西湖东岸及南岸，南过虎跑山，止于六和塔。
第二次是唐昭宋景福二年（893年）、钱镠“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万余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①。钱湖即西湖；霍山在今少年宫后；范浦在今艮山门内莫衙营西口。新筑罗城开有四门：竹车门（今望江门内望仙桥东南）、南土门（今荐桥门外清泰路建国路口）、北土门（旧菜市门外）和保德门（即范浦所在）。由此推断，罗城只是在夹城基础上的改建，即南起凤凰山东接夹城，东北循今东河外建国路至今艮山门，折而西行，沿今环城北路至武林门，复折而南循今环城西路抵少年宫，仍与夹城相接。两城合计十门，所谓“凡七十里”，亦指两城之总长而言。两城连接后，外形似腰鼓，因称“腰鼓城”②。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其时杭州陆地面积又有所扩展，吴山东南“沙涨一十五里”③。为防止江潮冲击，钱镠于开平四年（910年）建立了一条从艮山门到六和塔长达百里的“钱氏捍海石塘”。石塘附近，“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④。即展筑东南城垣，新建通江、候潮二门⑤。候潮门即今址，通江门在候潮门与望江门之间⑥。
钱镠立国之初，又以凤凰山下隋、唐州城为基础，建造“子城”，作为皇宫所在地。设南、北两门，南边是通越门（在今南星桥西北凤凰山东麓），北边是双门（即今凤山门）。宫门“皆金铺铁叶”，富丽堂皇⑦。至此，吴越都城内有子城，外有夹城和罗城，城分三重，规模备极宏伟。
2.西湖风景区的修整
钱镠对杭州西湖的治理也不遗余力。他为了疏浚西湖，特建立了一千人的称为“撩浅军”的专职浚湖队；在从事疏竣工作的同时，又采用与六井同样的方法，在城内新挖“涌金池”三处，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用水的需要。
吴越时期，还着意对西湖风景区的修整。当时佛教盛行，在南方十国中，“寺塔之建，吴越武肃（钱镠）倍于九国”①，这些佛寺都分布于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除对东晋的灵隐寺作了大规模的扩建外，新建寺庙达三百六十余所，今昭庆寺和净慈寺两大名刹，以及西关外的雷峰塔，月轮山的六和塔，闸江的白塔和宝石山的保俶塔等四大名塔，都始建于吴越。保存至今的有灵隐寺的石塔、经幢，梵天寺的经幢，闸口的白塔和慈云岭、烟霞洞石窟的雕像等，都是吴越的遗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3.工商业的繁荣
钱镠在修建捍海石塘的同时，还完成了两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其一是在茅山河入钱塘江口修建龙山、浙江二闸，以阻遏咸潮的倒灌，使连接茅山河与大运河相通的盐桥河，免除了潮汐的干扰，既保障了大运河的顺利通航，又避免了咸潮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其二是凿平了钱塘江中叫做罗刹石的石滩，使船舶能够安全航行，促进了海运的发展。当时吴越与日本、高丽、大食等国都有通商往来，江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②。吴越统治者特设“博易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
在手工业方面，杭州的丝织业、瓷器业、雕版印刷业也很发达。欧阳修称颂吴越首都杭州的盛况说：“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香霭之间，可谓盛矣”③。全城十万余家，倘以每家五口计，人口也在五十万以上。
四、南宋都城——临安府
北宋统一后，杭州为两浙路治所，已成为“东南第一州”。宋时对西湖曾进行过多次疏浚，特别是哲宗元佑年间（1085—1093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对西湖所作的一次大规模疏浚工程。这次工程，在清除占湖面二分之一的私围葑田时，将疏浚出来的大量葑泥堆积成一条从南到北、横贯湖面长达五里的长堤，又于其上建石桥六座以流通湖水，这就是有名的“苏堤”。在疏浚西湖的同时，苏轼一面建筑闸堰于运河与西湖之间，使运河专受湖水，隔绝江潮，保证漕运的畅通；一面擘划用瓦管代替竹管引湖水入城区的六井，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给水条件。
宋室南渡后，建都于杭州，改称临安府。杭州从此成为南宋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开始，南宋政府在吴越国都的基础上扩建宫城及其东南的外城。
1.城垣宫阙的扩建
（1）宫城 又称“大内”或“皇城”，位于凤凰山麓，北起凤山门，南到钱塘江边，东止候潮门，西至万松岭，城周约九华里，乃就吴越“子城”改建。宫城四面各有一门，南门改吴越通越门为丽正门，北门改吴越双门为和宁门，另增辟东华、西华二门。丽正门是宫殿的大门，有三重门，每重“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①。门上还筑有御楼，门外两旁排红杈子，戒备森严。北面的和宁门也有三门，其壮丽略同。
宫城内有“大殿三十座，室三十三，阁十三，斋四，楼七，台六，亭十九”②。与丽正门相对的是庄严宏伟、富丽堂皇的文德殿，俗称金銮殿，是禁城内最高大的一座建筑物，用汉白玉砌成的殿基即高达二丈多。殿高约十丈，正中在高约六至七尺的平台上，设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为蟠龙金柱，座顶正中的天花板上刻有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整个装饰显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皇帝“外朝”举行重大典礼的所在。
文德殿后面是垂拱殿。殿有五间十二架，长六丈，宽八丈四尺，是皇帝“内朝”日常接见群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垂拱殿后面是皇帝、后妃、太子生活起居的内廷，有皇帝就寝、用膳的福宁殿、勤政殿等宫殿。宫城内除了这些华丽的宫殿外，还有专供皇室享用的御花园——后苑。苑内有模仿西湖景致精心建筑的人造小西湖，假山飞泉，亭台楼阁，美不胜收。
（2）外城 又名“罗城”。基本上是吴越西府城的规模，只是在东南部略有扩展，西北部稍有紧缩，成了内跨吴山，北到武林门，东南靠钱塘江，西濒西湖的气势宏伟的大城。城墙高三丈，宽丈余。共有城门十三座：东七门，北起为艮山门（今艮山门西南东河西岸）、东青门（一名菜市门，今东青巷南口）、崇新门（一名荐桥门，今城头巷北口）、新开门（一名草桥门，今望江门内竹椅子巷北口）、保安门（为吴越通江门）、候潮门（即今址）和便门（今候潮门南）；西四门，南起为钱湖门（今清波门南云居山上）、清波门（即今址）、丰豫门（今涌金门）和钱塘门（今教场路西口）；南有嘉会门（今南星桥北）；北有余杭门（今武林门）。此外，还有北水门、南水门、保安水门、天宗水门和余杭水门等五座水门①。
十三门中的艮山门、东青门、便门建有瓮城，其余各门均修有城楼，尤以嘉会门城楼“绚丽为诸门冠”，每年皇帝“南郊”（冬至日祭天）时的御车即由此门进出。城外绕有宽达十丈的护城河，亦称城濠（即今东河）。河岸种植杨柳，禁人往来。
2.临安城的空前繁荣
临安城有一条纵贯南北由石板铺成的御街，亦称天街。它北起中正桥（俗称斜桥），南到正阳门（即凤山门），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街中心是专供皇帝用的御道，两旁是用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里种植荷花，岸边植桃、李、梨、杏，春夏之间，如绣如画。河道外边是供市民行走的走廊。街道如此布局，也显示了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
罗城内外有八十余坊，但坊墙早已拆毁，坊制名存实亡，政府另在坊之上分成十三厢以加强对市民的控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临安城内造船、陶瓷、纺织、印刷、造纸等手工业，都建立了大规模的作坊。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①，天街两边也店铺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②，由于坊制、市制的破坏与夜禁的松弛，城内还出现了夜市，“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③。城北运河中，来自江、淮的河舟，樯橹相接，昼夜不舍；城南江干一带来往于台州、温州、福州、泉州以及远航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国的海舶云集，桅樯林立，临安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
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④，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⑤，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杭州城“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⑥。城市的服务行业茶坊、酒肆、食店等遍布于大街小巷。供市民娱乐的场所“瓦市”，在城内外达二十处之多，在今众安桥南的规模最大的北瓦，有十三座“勾栏”，分别演出各种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
南宋的临安还是全国文化中心。雕版印刷业为全国之冠，杭刻书籍成为我国宋版书的精华。南宋最高学府——太学设在纪家桥附近，规模最为宏阔。它与武学，宗学合称为“三学”。此外还有算学、书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及临安府学和钱塘、仁和二县的县学。在这些学校之下，还有为数众多的“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①。可见其教育事业的普及。
西湖经过唐宋以来的疏浚和整治，到了南宋时，其繁华已达于极点。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等所谓“西湖十景”，即在此时形成。南宋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享受，先后建造了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等御花园，遍布于西湖之上及其周围，正是“自六蜚（皇帝车驾）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②。
五、元、明、清时期的杭州
元、明、清时期，杭州由全国的政治中心降为一省的省会，同南宋相比，已大为逊色；但杭州的经济继续有所发展，仍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
1.元代的“杭州路”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灭宋后，于临安设“杭州路”，为江浙行省的省会治所，管辖三十路、一府、二州，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和上海市全境，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及江西东北隅地。
元军进入杭州时，一代名城，遭到空前的洗劫。元朝统治者为加强控制，强令各地拆毁城墙，杭州城墙亦在此时被毁。他们还鉴于南宋统治者佚乐湖山导致亡国的前车之鉴，对西湖废而不治湖区陆续被地主豪强支割围垦。“葑草侵塞，湖面如野陂然”①；城内诸河也因年久失修与江湖隔绝，以致西湖湮塞，城市萧条。改为寺院的故宫，以后也遭火灾，成为废墟。繁华盖世的杭州城，至此大为衰落。
但是，由于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处于运河终点的杭州，其商业又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前代留下的城市布局和优美的湖山胜景，仍不失其原有的光辉。当十三世纪末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仍盛赞杭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在其《行记》中，记载：“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并云：“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城市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②，工商业极为繁荣。
元末张士诚起义，据有杭州，于至元十九年（1359年）筑城，因城东商业区发展，居民日趋稠密，乃自艮山门至崇新门，向东拓展三里，络原城河（今东河）于城内，使东垣伸展至今环城东路及江城路；又废弃原皇城，自候潮门以西缩入二里，截凤凰山于外，使南垣后退至今凤山门。其城门仍为十三：东五门，保留艮山、候潮二门，去保安门及便门，改东青门为庆春门，崇新门为清泰门，新开门为永昌门；南改嘉会门为和宁门；西四门仍保留不变；北增天宗门、北新门于余杭、艮山二门之间。
2.明、清的“杭州府”
明朝建立后，废除元代的“江浙行中书省”，改置浙江布政使司，辖境略与今浙江省同。杭州则改为府。清代改布政使司为行省。在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中，一直以杭州府为浙江省的省城。
明代杭州府城墙，在元末张士诚重建城墙的基础上，续有修缮，城门由原来的十三座改为十座，南改和宁门为凤山；西改丰豫门为涌金，废钱湖门；北改余杭门为武林，废天宗、北新二门。清康熙五年（1666年），又改永昌门为望江门。此十城门的名称，沿袭至今未变。
明初社会相对稳定，明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杭州的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明政府在杭州今红门局附近，设立官营机房与织造局。城北近西湖的张纱衙一带①，是私营纺织业作坊的集中地，所产纺织品种类繁多，远销国内外。明中叶前后，杭州已成为国内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之一，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也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杭州丝织业继续有所发展。“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②。
明代中叶以后，杭州的商业也很发达，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原先“草深尺余”的市井委巷，以及“狐兔为群”的近郊僻地，也已“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了③，城内大街小巷，商店林立，杭州又逐渐恢复了旧日的繁华景象。
明、清两代对西湖都采取过整治措施，特别是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费银二万余两，投入民工数千人，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疏浚湖中田荡三千四百多亩，将苏堤增高至二丈，加宽至五丈三尺，使西湖湖面基本上恢复了唐、宋时周围三十里的旧观④。清康熙和乾隆皇帝多次来杭州巡游，在风景区树碑题字，地方官府也就更加注意葺治。其中最大的一次工程是雍正二年（1724年）浙江巡抚李卫及浙江盐驿道副使王钧，费银三万七千余两，历时近两年，对里湖及外湖三千一百多亩淤浅、葑滩的疏浚，使西湖能继续保持其原有的风光。
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杭州西城紧连西湖地区，建立八旗兵的营房“旗营”***********_0559_0①，其范围东起今中山中路，北靠法院路，南至开元路，西傍湖滨公园。在这片土地的北、东、南三面筑起一道高一丈九尺，厚六尺，全长八、九里的大围墙，自西北起环墙开了承乾、拱
辰、平海、迎紫、延龄五门，后拓展营地时又圈入钱塘门，成为六门。辛亥革命后，旗营及其围墙被拆毁，原址已变成杭州的商业区，至今这一带仍被杭州人称为“旗下”。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开放杭州为商埠。次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杭州拱宸桥一带设立租界，同年十一月，英、美等国也相继设立租界。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和西湖的治理，面貌已焕然一新，根据杭州市和西湖的全面规划，它将被逐步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城市。
秦始皇过钱唐
【秦始皇过钱唐】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设会稽郡，置钱唐、余杭、富春、海盐(今海宁)4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
慧理首开灵隐天竺
【慧理首开灵隐天竺】东晋咸和三年(328)，印度僧人慧理登灵鹫峰(今飞来峰)，叹为"中天竺灵鹫山之小岭飞来"，并指为"仙灵所隐之处"，在山下创建灵隐寺。两年后又在天竺山创建翻经院(后改法镜寺)，即下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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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超首开玉泉】南齐建元年间(479～482)，僧昙超在西湖仙姑山青芝坞口开山筑庵。清康熙时改清涟寺，俗称玉泉寺。
隋建杭州城
【隋建杭州城】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初治余杭。次年，移治钱唐。隋开皇十一年(591)，将杭州钱唐县治由灵隐山下移至柳浦西(今杭州江干一带)，并依凤凰山筑城，周围15公里左右，是为最早的杭州城。
隋开凿江南运河
【隋开凿江南运河】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杨广凿通江南运河，自京口(今镇江)至杭州，800余里。自此与江北运河相接。明清时期，由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称"京杭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江南运河向为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杭州拱宸桥为大运河水运的起讫点。
唐改钱唐为钱塘
【唐改钱唐为钱塘】唐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为避国讳，4年后将钱唐改为钱塘。
首创九里松
【首创九里松】唐开元十三年(725)，杭州刺史袁仁敬在洪春桥至灵隐植松九里。"九里云松"后为"钱塘八景"之一。
李泌开六井
【李泌开六井】唐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781～784)，杭州刺史李泌开相国井、西井、方井(即四眼井)、白龟池、小方井、金牛井等六井，引西湖水入井，解决居民饮咸水之苦。
白居易守杭
【白居易守杭】唐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治理西湖，筑堤建闸，放水灌田，并重修六井。离任时留诗："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又因有诗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为纪念他，将西湖白沙堤改名"白堤"。
黄巢军入杭州
【黄巢军入杭州】唐乾符六年(879)，黄巢于九月攻陷广州后，十一月率20万人从江西进入浙江，掠余杭，入杭州，旋即离去。
钱癠筑罗城
【钱癠筑罗城】唐景福二年(893)七月，钱癠为镇海军节度使，雄踞杭州，发民夫20万及十三都军士，自凤凰山筑罗城，周长35公里，建有10座城门，3座水城门。
钱氏筑捍海塘
【钱氏筑捍海塘】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缴自月轮山(今六和塔)起至艮山门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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