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马拉之死》这幅画的评价！越详细越好！
參考答案:达维特 （法）（1748年-1825年）
马拉(Jean-Paul Marat, 1743–1793)，雅各宾党领导人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撰写过很多抨击封建专制的文章，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马拉为躲避反动分子的迫害，长期在地窖里工作，因此，染上了严重的湿病。为了减轻病痛，同时，不影响工作，他每天不得不泡在带有药液的浴缸里坚持工作。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刺身亡，终年50岁。
达维特(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的油画《马拉之死》即表现的是马拉刚刚被刺的惨状：被刺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已染红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药液，握着鹅毛笔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凶手递给他的字条，女刺客夏绿蒂·科尔代是利用马拉对她的同情趁其不备下的毒手，我们还可以看到丢在地上的带血的凶器。在浴缸的旁边立有一个木台，看来，这就是马拉办公用的案台，“案台”之上有墨水、羽毛笔、纸币和马拉刚刚写完的一张便条：“请把这5法郎的纸币交给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他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画家有意将画面的上半部处理的单纯、深暗以突出下半部的客观写实表现，同时，加强死者身体的下垂感和这一令人震惊愤慨的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压抑、憋闷即莫大的悲痛之感。马拉工作的木台有如纪念碑一般，使画面产生了一种凝重、庄严的气氛；尤其是木台的立面画家精心安排的法文：“献给马拉·达维特。”有如石碑上的铭文。这简洁、严谨、明晰、理智的表现手法以及这深入、具体、真实再现细节的刻画，反映了达维特对马拉的无比敬重之情。同时，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古典主义的盛行以及人们渴望寻求一种时代所需要的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 由柳洪平创建。
《马拉之死》是大卫的另一幅名画，它因马拉的特殊身份和简洁有力的形式而为人们所熟知。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了4年，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马拉（Marat，1743－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核心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当政以后，他因为卓越的号召能力而成为该派的主席，负责处理众多日常事物。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只有泡在洒过药水的浴缸中才能缓解痛苦，于是，浴室就成了他最经常呆着的办公场所。1793年7月11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女士借口商谈事宜，进入马拉的浴室，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行刺，使这位革命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去。
大卫本来就对革命报以同情，又与马拉有些私交，就在暗杀发生的前几天，他还曾访问马拉，亲眼见到过他在浴缸中办公的情景：“浴缸旁边有一只木箱，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在浴缸外的手却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的计划。”死亡的消息传出，大卫便开始着手创作这幅作品，他认为将死者生前为公众操劳的生活情景展现出来对人们是有益的。画面以它的单纯、简洁打动人心。除了安详的人物、白色的浴巾、绿色的桌布、黄色的木箱，再没有太多累赘的图像。构图压得很低，上方的黑色占去了大片面积，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息。马拉如同过度疲劳而静静睡去一样，手中还握着鹅毛笔以及一份正待签署的申请书，上面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 其中，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正是凶手的姓名。木箱上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注意，那里摆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几张纸币和一封便条，便条上写着：“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论现实中的样子是否如此，这一切显然都是经过画家精心安排的，他意图通过道德和人格的感召来衬托谋杀的罪恶。作为纪念，画家在木箱下部题了两行字：“献给马拉，大卫。”
既然这是一张以表现死亡为主题的画，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作者如何刻画了死亡本身吧。画家如同现场的目击人，记录下谋杀刚刚发生过后的情景，即使在今天，仍然会带给人时间已凝固的印象。在宁静、肃穆的气氛中，马拉锁骨下的一道伤口以及掉在浴缸边的匕首提示人们这是一次暗杀。血仍在滴，染红了池中的水。在虚空而沉重的黑色背景映衬下，一束光线照到遇难者身上，马拉的头倒向一边，胳膊无力地垂着，那样子很像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一件雕塑《哀悼基督》，尽管已经失去生命的知觉，可他的形体仍具有一种高贵的美。画家有意将马拉的死表现得如同基督教的圣人一样，从而使他的死富于不同寻常的含义，他的牺牲是为了善，是为了普通人的福利。
画作完成以后，大卫将《马拉之死》递交给17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作为一张画，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能够博得众多人同情的革命领导人形象，不过在现实中，人们对马拉的所作所为则颇有争议。他的言论过激，煽动性强，革命的狂热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雅各宾派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的暴力和恐怖措施，与马拉的倡导不无关系。政治，不是一种能用好与坏、善与恶来简单概括的东西，尤其当身陷斗争的漩涡中，公正而恰如其分的表达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的立场，便会导致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好在不管怎样，《马拉之死》并没有因为雅各宾派的倒台而过时，它超越了人物和事件本身，成为一次祭奠、一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