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在叙述中的大量出现，恰恰意味着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也就是说，“风景”和“本土”的对立已经消失，叙述者本身已经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
这种“成为”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着叙述者的职业化特征，在这些更年轻的写作者中，职业作家很少，她们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白领”，写作往往只是她们的一种业余爱好。因此，在她们的写作中，职业特征几乎无所不在。
在近二十年的上海，随着大量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涌现，大批的高级写字楼也出现在上海的城市中心。这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许许多多的职位，从而使他们的“向上”不再受阻，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空间占有的可能性。在走走的《当警车撞上岗亭》中，有一个细节也许能够说明这种“职业”与“空间”的关系：“她从南京西路的边门出来，直接进了马路对过的‘东申食府’。三层楼，狭长的店堂，每天中午都挤满了等吃饭的人们。……到这里来吃饭的人十有八九是从马路对面的嘉里中心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和她都属于同一阶层，……”。
如果说，在1980年代早期的城市叙述中，比如王朔的小说，我们常常会见到那些身份（职业）暧昧的人物，整日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并成为小说的叙述视角，那么，在今天的城市叙事中，这些人物已经很难见到。不仅叙事者，叙事中的人物也已职业化。而通过这样的叙述视角，“空间”与“职业”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我们不能想像，作者怎样让一个高级白领进入民工的居住区域。23而在这种叙述视角背后，我们实际看到的正是，新的职业化的空间想像和占有欲望。
显然，因为职业的关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城市中心，并开始展开自己的想像，这种想像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尽管她们沿着“老上海”的路线图在行走，但叙述出来的更多的却仍然是一个新的、时尚的、消费的、更现代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