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武汉市禁鞭改限鞭的意义呢？还有它起到什么作用？
參考答案:节庆放鞭炮，是大民俗。
撑起它半壁江山的却往往是小作坊，小到一个家庭就能完成民俗作业的地步。
随着月初沈阳市作出鞭炮解禁决定，南京市也即将于下月公布解禁后的六城区燃放地点。这样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可是，事物的真相从来不会停留在一个面上。临近年关，空气中的烟火味照例浓了起来，同时浓起来的是我们的忧郁。在报章上“扫描”，不乏小作坊失事的消息，而12月14日，发生在睢宁县的爆竹小作坊大爆炸事件，更以3人当场死亡的惨痛代价，扼制了“鞭炮民俗”急于向城市复辟的兴起，频频灾难对比出的快乐期望也压迫出民俗经济和民俗心理扩张的“小”来。
一句话，突如其来的爆炸，拷问着被鞭炮调情的我们的民俗观。
在灾难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或许不完全是安全问题上的教训。灾难事件牵扯出的是我们对待民俗的态度，笔者相信，每一起“鞭炮灾难”的背后都系着非理性的民俗心理。也就是说，民俗缺乏一个准确的尺度，这个尺度应当明晰，并被坚守，以使我们不至于陷入泥淖。被中国传统道德观左右着，这使民俗细分了两类人，一类是享受民俗者，一类是民俗工具的制造者，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人被生生隔开了，在我们举着烟花鞭炮尽情燃放之时，又哪里会想起，烟花的灰烬也充斥着制造者的投机、迎合和对生活的期望值。这是两种心理出现的断裂。
在尖锐的对比环境中，每每超过70％的鞭炮解禁的中国民众支持率，陷1993年兴起的禁放令于尴尬之境，陷较低的然而又往往不乏真知灼见的不支持率于尴尬之境。最后，一大批掌握中国民俗兴奋规律的人开始了在制造上的兴奋，由于先天不足，或后天不“敏”，这样的兴奋带来了与经济效益亦步亦趋的冒险，相当数量的不具备生产资质的小作坊得到了相对的喘息之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默认他们为民俗，为民众的快乐做出了贡献。而在灾难频发时，我们贴上的只是制式的“抓好安全生产”的标签，却没有注意到，在民俗心理的断裂处需要理性衔接：衔接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态度，实现观点的最大一致，减少类似禁放与解禁反反复复交战的内耗，建立相对高明的、成熟的而不是游戏化的民俗，甚至是新民俗；衔接制造者与使用者的生存处境，以限制狂热的消耗，和非理性的经济增长依赖，并通过共同的思考，促使鞭炮的制造走向高技术化和安全的产业化。
我们再也不能，在烟花的绚烂中忘记，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充满了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