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抗洪之后，江泽民主席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
在2001年的全国文艺两会上，江泽民主席发表讲话说：“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唯有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向前奋进。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个人精神。发达民族之所以能够发达，是因为他们有优秀的民族精神。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逐步建立起优秀的个人精神。一个民族要想发达，就必须培育优秀的民族精神。
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总有一些精神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国民思想、行动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就是民族的基本精神，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贯穿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包括民族的理想、品格、意志、思维、个性、社会责任感、学习、发展事业、交际、合作、生活、保健等方面的精神。民族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地影响每一位国民及整个民族的发展。
西方发达民族以“重视科技”、“探索进取”为突出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17世纪以前并不见得有多大的效果，那时西方的生产力及社会管理还比不上我国。自17世纪以来的几百年，西方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超过了四大文明古国，并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这充分表明：民族精神转化为社会效益需要一个过程，一时的见效或许不大，但代代相传，长远上的意义非常大，必须予以重视。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雏型，到汉代确立了以儒家为主的民族精神，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对民族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到了近代，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落后于发达民族。比如，由于民族的科技精神落后，导致社会生产落后，泱泱大国受尽百年之屈辱。这段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民族精神落后，必然严重阻碍民族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培育先进的民族精神。
回顾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既积淀了许多伟大的民族精神，也积累了不少糟粕，有待我们去改革、重建、培育与弘扬。在现代文明面前，我们的传统精神显得苍老乏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为民族后代积累强大的物质基础，还要特别留下优秀的民族精神，做为他们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唯有勇敢而全面地改进自己，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才能在长远上实现民族复兴。
我们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从本质上讲，我们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尽管我们在近代有过一百多年的屈辱，但这只是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片断而已。五千万华人在海外创业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是一个可塑造、可重造辉煌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民族之一。尽管我们的民族精神存在不少问题，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做为优秀民族的本质。只要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发扬优良的传统，改革不良的传统，一定可以实现民族复兴。就如一个原来体质很好的人，虽然由于不注意保健而滋生了不少疾病，但优良的体质还没有改变，只要注意保健及治疗，完全可以恢复强壮的体魄。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无数仁人志士都在痛苦地反思民族精神。从梁启超、孙中山、鲁迅、林语堂等等，都试图改变民族的种种不良传统及重建民族精神。
梁启超先生第一个将我国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并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孙中山先生在多次演讲中，都慨叹“民族如一盘散沙”，“国人失去民族主义垂300年，太缺乏（或者没有）民族观念，只有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导致民族命运式微”。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反省民族缺点”、“改造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等主张。
鲁迅先生起初学医是为了给国民治病，后来弃医从文是因为感到“愚弱的国民，无论有怎样健全的体魄，怎样的长寿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等的首要是改造国民的精神，我认为此为文艺的第一要务。”他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研究国民精神，以《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反映民族的某些弱点。
林语堂在1925年作了《中国的国民性》的演讲，列举了我们民族种种优劣之处以后，将忍耐性、散漫性和老滑性归结为民族的三大弱点，吁请国人注意。在抗战前夕的危急年代，他专门出版了《吾国吾民》一书，在“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中，列举了“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十条作为刻画描述。
抗战期间，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罗列种种资料，将国人的特点列举为：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与弹性、圆熟老到等十点。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访华后认为，影响中国民族特性的是孔、老、释三家思想，孔老虽相对，但影响并无二致，使中国人知足安分、宽容和平、消极保守。英国哲学家罗素则在访华后写成的《中国问题》一书，列举了幽默、忍耐、谦让等特点后，更指出贪婪、怯懦、冷漠为阻止中国民族进步的三大缺点。
英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积22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经验和收集分析材料，写下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他从批评中国人爱“面子”、缺乏诚信，缺乏爱心同情，缺乏公共精神和时间观念，马虎、守旧、忽视精神等缺点，肯定国民具有节俭、勤劳、生命力强、富于韧力等。史密斯认为，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是一件关系民族千秋发展的大事，笔者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基础，研究民族精神必先研究个人精神，并把个人精神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一种精神只有广大国民接受了，才能成为民族精神。一种民族精神只有转化为广大国民的个人精神，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