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的有关记录《明史》卷302、列传第一百九十、列女二、【邵氏】条是这样记述的：“邵氏，丹阳大侠邵方家婢也。方子仪，令婢视之。故相徐阶、高拱并家居，方以策干阶，阶不用，即走谒拱，为营复相，名倾中外。万历初，拱罢，张居正属巡抚张佳胤捕杀方，并逮仪。仪甫三岁，捕者以日暮未发，闭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进沈应奎，义烈士，负气有力，时为诸生，念仪死，邵氏绝，将往救之。而府推官与应奎善，固邀饮，夜分乃罢。武进距方居五十里，应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墙入，婢方坐灯下，抱仪泣曰：‘安得沈郎来，属以此子。’应奎仓卒前，婢立以仪授之，顿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无憾。’应奎匿仪去，晨谒推官。旦日，捕者失仪，系婢毒掠，终无言。或言于守曰：‘必应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应奎夜饮于余，晨又谒余也。’会有为方解者，事乃寝，婢抚其子以老。”
《万历野获编》的有关记录《万历野获编》被誉为“明代野史之冠”，虽多被列为笔记小说，但其所提供的时代史料十分详尽，书中卷八【邵芳】专条记述到（显然是邵方的讹误）：“邵芳者，号樗朽，丹阳人也。穆宗之三年，华亭（徐阶）、新郑（高拱），俱在告家居。时，废弃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醵金合数万，使觅主者。邵先以策干华亭，不用。乃走新郑谒高公，初犹难之，既见置之坐隅，语稍洽，高大悦，引为上宾，称同志。邵遂与谋复相，走京师，以所聚金。悉市诸瑰异，以博诸大璫欢，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遗物也。高公贫，不任治此奇宝。吾为天下计，尽出橐装，代此公为寿。’时大璫陈洪，故高所厚也，因赂司礼之掌印者，起新郑于家，且兼掌吏部。诸废弃者以次登启事，而陈洪者，亦用邵谋，代掌司礼印矣。时，次相江陵（张居正），稔其事，痛恶之，及其当国，授意江南抚台张佳胤，诱致狱，而支解之。时，张并欲殄其嗣，邵有婿沈湛源名应奎者，文士而多力，从其家重围中，挟邵二少子于两膊，逾垣以出，而守者不觉也。沈亦奇士，今以乙榜为国博，与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闻有客至，避之软屏后，潜窥之。既出，问耿曰：‘来客为谁？’耿曰：‘此江陵张太史也。’邵长欢曰：‘此人当为宰相，权震天下。此时余当死其手。’后果如所言。又，金坛于中甫比部为余言，邵于书室，另设一小屋，榜曰：‘此议机密处，来者不到擅入。’此等举动，安得不败？……”
由此可见，邵方预事不密、过于张扬，极富江湖习气，当然不见容于徐阶或者张居正。恰恰张居正熟知高拱复相一事，为掩盖其事，自然要处死邵方！作者沈德符特有的缜密与详赡，常可补正史之阙，校正史之失。无论治文治史，都可从这部书中广有取资。所以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朱彝尊称此书“事有佐证，语无偏党，明代野史有未过焉者”。尤其是，该书作者与邵方女婿沈应奎为同时代，曾亲耳听闻其事，当然是可信的。
小结综上所述，邵方实有其人，明代隆庆年间应天丹阳县人氏。他号樗朽，为人有谋略、善活动，人称“丹阳大侠”。隆庆三年，徐阶、高拱都罢职在家，他游说二人、意图为其复相。先往徐阶处，徐阶过于谨慎，未曾同意！后又往高拱处，高拱开始不动心，只是待之以礼。日久，两人谈话渐趋融洽，高拱遂待邵方为上宾，称为同志。邵方于是上京替高拱活动，遍撒金银，收买人心！高拱才复相入阁，且兼掌吏部。张居正熟知其事，对邵方行径为人，甚为不满。万历初，高拱再次罢职，邵方自然失去了靠山。隆庆六年，首辅张居正遂命应天巡抚捕杀邵方，并殃及到邵方的幼子！追捕官军赶到丹阳时，天已黑了，便包围了邵方家等待天明。当时，邵方家婢抚育幼子在家，乘夜由邵方女婿沈应奎救走了邵方幼子。天亮后，追捕官军见失落幼子，遂对家婢邵氏毒打拷问，邵氏坚贞不屈，官军未能得逞，事情才不了了之！以后，邵氏便抚养邵方幼子终老，因其可贵的操行而名载《明史·列女传》！邵方却终究因为刻意竞进、交通朝野、干预朝政而获得悲惨下场，“丹阳大侠”也载诸史册，成了罪恶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