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十多年好友最近表示要在三年内出一本哲学书，我知道他为此准备了二十年，是否惊世虽然不是现在的问题，但他对前人的批判言辞尚存于耳，谨此留念。大凡想起哲学的讨论形式都多有批判、对前人的批判。鉴于我们的阅读群体多有企业家，虽然也希望用批判的态度推断一些启示，但 毕竟只是一种以小绝不能近大的比喻，所能做的只能是选一位伟大的对象而已，以飧各位。
以下选张謇作为对象，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作为晚清的状元，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异花独放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作古已有八十多年，说错了也经得起得罪；其二，作为中国近代产业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相信学习和研究他的人大有人在。
选点胡诌一二，也许是面子，也许是里子。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什么阶段呢？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当时有比较优势机会的某些行业留出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多由于此，和同时代其他企业一样，其以大生一厂、二厂为代表的企业连年盈利，兴旺一时，创下很高纪录。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高达50%，但是一位故人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予忠告，其意有二，一是欧美各国的资本对股息的普遍支付，最多不过3%，国内各类似厂家最多也没有超过10%的；二是不要仅仅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的原则，也必须预防其危险性，万事皆有普遍规律。张回信时不以为然，果然之后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
事业之大，范围之广，名副其实的“张南通”，却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又为什么呢？对于有些情况包括股东在内的责难，他有一肚子怨言。他说，盛时，人人都说好，同时其志不仅在办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人人也都说好，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天时如何，这是众口铄金。但用今天对同样事务阐述方式，仅以一点论，长期以来，其折旧、公积金等项的提取，只相当于资金成本、花红余利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其它就什么都不足为怪了。同样与今天对比，以奶粉事件为例，这似乎和近百年后的今天听到的感觉有些差不多，因果论的前提是正确、坦荡、诚实地追根求源。但不同和更重要的的是，张的企业大得多，张的坦言诚实得多，知识与胸怀也宽广得多。在他儿子看来，父亲成功的要素，包括劳苦忠实，有始有终，没有私心也是重要的一点。
儿子还说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想应付解决的办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对于今天，这同样贴切。
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张謇不仅是一个状元，也是坦诚和值得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