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的探戈舞步
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华》栏目专访张树新女士
刘志峰（9500）董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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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张树新本人审阅）
刘：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基金会主席丁剑和科大校友办主任钱若华老师请我们转达给您的新年问候！
张：谢谢。
刘：基金会2002届理事、您的师妹傅一民也请我们问候您。她还专门请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您是科大学生会主席，天才的领导人，我们期待着您来当基金会的主席。
张：很难。
星期六的玫瑰
刘：我记得十一月下旬您本来要到科大做演讲是么？
张：对，后来有一件急的事情就给取消了。
刘：我们是听说程艺副校长提到了，说毕业生教育大会
张：对，是这个会，毕业生教育大会，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科大现在的组织者，对校友的力量好像重视不够，我感觉跟他们打交道不亲切。其实朱清时校长本人我见过几次，特别亲切，人很好。但是科大做校务工作的一些人，包括做联系来往的人好像亲切不够。我和北大清华很多的人打过很多交道。科大人其实对科大感情蛮深的。我开过一句玩笑，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科大人，有一种自恋情结，这是一种风格，使得大家对那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怀念，但是校方发挥的似乎不足，有一种不亲切的感觉。
董：觉得心凉的感觉？
张：也不是。说不出来。
刘：我认识商学院邓国华老师，他提到过类似的事情。
张：我认识邓老师，他对科大感情很深，他是福建人。我们同宿舍一个女孩是他招来的。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叫我们捐点钱都没有问题，它的问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来往比较少。
刘：我听程艺副校长说的意思，程艺是771的，他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调皮的学生，毕业生教育大会的上座率永远无法保证的，当年他毕业也是这样，只有请张树新这样的牛人才能压住阵脚，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希望给科大学生一点激励。您如果去，准备讲什么？
张：我去不会带稿子，我就告诉他们校门之外是什么?告诉他们真实的社会，如何进行真实的选择，我当时的选择谁也没有想到，大学一毕业，结婚生孩子。我什么话都会讲，首先应该学会活着！当时我们在科大，对自己是谁，自己是不是正常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很多关都走过，你才会知道这些事情。这可能跟我们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当时科大是特别精英的一所学校。其实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坏处。比如我很早就说过少年班其实很失败，它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孩子的成长过程。我后来想也许他们不是需要我这么一个乱说一气的人去讲，那就算了吧。
刘：我在少年班呆了五年。我想现在的少年班和当年的有很大的不同。你们那时候的少年班…
张：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年代，我曾经和宁铂很熟。他们很惨。
刘：对，他们受到了太多的压力，受到了太多的曝光。
张：对，78少很多人我都认识。有些也是私人的朋友。
刘：那时候是因为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需要这么一种宣传。现在已经很少有曝光，这是一种保护。
张：对，而且也不是特少年了。会好很多。
刘：对，但是现在仍然全部要求十五周岁以下。现在已经没有对个人的曝光。而且当初的少年班那是有生活老师，有人帮洗衣服，有单独的食堂，这是一种王子式的少年班，这是受宠。
张：对，然后他们除了数学和理论物理，一无所知，连怎么活着都不会了。
刘：对现在的少年班学生已经没有什么特权，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没有了，唯一的特权可能就是选系、选课比较自由一些，这个是好事。我房间有一个同学12岁，科大最小的学生，他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不过是父母一年来看一两次，这也是正常的他们一点都不骄气。
张：对，这可能好了很多。
刘：您是科大历史上第一个女学生会主席，还记得做学生会主席干了什么？
张：乱七八糟，什么都干。艺术团，话剧队，舞蹈队，诗社啊，都在那个时候。后来有一次我去游泳、跳水，然后摔断了胳膊，粉碎性骨折，休学半年，那时候什么都不成了，考试都要求个六十分及格，不然就要降级的，哪还能当什么学生会主席。
董：您的个人爱好很多？
张：我是个杂家。没正经念过书。
刘：你们的诗社名字里有玫瑰二字，很浪漫？
张：星期六的玫瑰。那是77级的最早搞的，油印的小报，贴在图书馆前报栏里头，抬头就写，"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好在星期六开放"。当时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刘：这朵玫瑰已经枯萎？我们读书的时候，科大的文学社也是经常办经常死。
张：当时科大有才华的人很多。例如当时的校园诗人，叶流传（795），现在北京总政创作室，笔名简宁，现在好像还是一个著名诗人。
董：以往很多人以为科大人都是科学家。
张：对，很多。因为当时我们上中学只能学数理化，学别的都是大逆不道。我说句很不恭敬的话，当初学习最差的人去学了外语，然后这些人现在都当了著名外企总裁，然后我们这些人到了西方重学MBA，再给这些学外语的人打工，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数理化走遍天下，你的父母替你选择，他们选择是不能违反的。有一批人送到科大去了，这些人是否适合学数学、理论物理，没有人知道。
刘：那时候学数理化是很高尚的，很多人想做陈景润。
张：对啊，当丁肇中、李政道、吴健雄来科大时，非常轰动，然后很多人考CUSPEA。
刘：您到科大是被迫的，就是因为"父母之命"，您特别想去北大，北大吸引您的是什么？回首过去，您是否觉得您父亲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您下放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张：对我来说，我不喜欢纯理科，我喜欢热闹一点，我对北大其实也不了解。就是觉得还有文科，还可以从理科跳到文科也容易。科大没有文科。我曾有一个朋友，他最大的愿望是在科大建一个人文学院，那是1983年，当时是不可能的。
刘：现在已经有了（人文学院）。
张：我父亲觉得我是一个生性不安分的人。北京是一个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的地方，所以到很远的地方去学科学，最有益。我们 当时中学毕业去向也是分配的，考得最好的三个，分别分配去北大、清华和科大，这和校长的升学率和面子有关。和你们完全不同。我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蛮骄傲的读了这个学校，我受到了很严酷的科学训练。虽然化学元素周期表都忘了，但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后来做事情很有好处。
刘：您还记得20年前一些有趣的片段么？现在跟同学联系还多么？
张：不是很多，我们宿舍六个人，五个去了北美。我开玩笑说六分之一坚持社会主义。我去纽约的时候，华尔街校友会设宴欢迎我们，我同宿舍的龙岩的女孩来了。其他的有一个在加州，也有在加拿大的。还有天津的那个女孩，叫田虹，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袁云，在华盛顿，我们通过电话。可惜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我骨子里不是商人
刘：看来您觉得科大这五年值。但是科大有什么应该教给您的，却没有做到？比如商海的经历。
张：当时任何学校都不可能教这个。我在商界十几年，商业的东西不是教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第一，商业的敏感是一种本能，商人学不出来；第二，商业的科学和知识是可以学到的，但是不等于你可以去做商人。第三，学校教的东西，再过十年以后，也许在中国商学院教育中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近十年我不相信。
刘：商人本天生，那么您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商人么？
张：我有一部分素质，但我骨子里不是商人。
刘：但愿现在的科大校友将来会出现更多的商界领袖和富豪，能否请您给这些未来的大老板一些忠告？
张：在中国念了商学院很难成为富豪，他们可以给富豪打工。你看看中国的福布斯排名，甚至在国外，也是这样。但是他会雇商学院出来的学生。
刘：但是中国的富豪中您是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一位。
张：我不是富豪。
刘：但我们下一个问题却和富豪有关，福布斯富豪榜中女富豪好像不多，科大校友更少。是否有那一天您会上榜？
张：不会，永远不会，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因为我散财可能比敛财还快。
刘：提到散财，可是您融资能力就特别强，当时您是怎么拉赞助的？除了"敲诈"我们的老党委书记杨海波老师之外？
张：杨老师做过安徽省委书记。对，他年纪很大了。
刘：问企业拉过赞助么？
张：没有，当时完全没有市场化的企业，只有很少的一些个体，还算投机倒把。当时的情景，完全不同，这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只有二十年。有非常多的争论，
刘：有一件事丝毫不影响您的出色，您只有科大的本科学位。您也提到MBA是做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当您在科学院和科学报工作的时候，好像不很得志，那时动过求学或者留学的念头么？
张：对，几乎所有人都出国了。我的经历比别人丰富多彩，原因正在与此。当时我如果继续念书，只能继续念化学，我认定这辈子不可能做化学，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倒推的问题，认定一件事情不能继续做，还沿着这条路走，这是浪费时间！到了《科学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上班的时候大家煲电话，打毛衣。做一份周报，八十多号人。
刘：一周才办一份。
张：中国的记者是喉舌，是替政府说话的，说不好要杀头，掉脑袋。我曾经的梦想是去做战地记者，剩下的事情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只好用排除法。我是经常用排除法来（选择）做事情的人。所以我选择很早就结婚生孩子，我女儿今年十五岁，今天已经变成我的同学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当时却是非常的艰难。
踩好改革的舞步
董：您曾说个瀛海威是您的全部，是您的百分白，但是您离开了她；现在您是联和运通的董事长，但依你的个性好像有点儿不太"安分守己"^_^。您会不会还会换一个领域，比如换一家公司、换一种角色，从沉浮的商海中退出寻找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
张：家庭主妇这种角色已经不太可能，五年前还有可能，比如说再生一个孩子。再换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商业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但这是我今天兴趣所在，比较挑战我的智力和能力，凡是有挑战的东西，对我来说，至少有动力。今后业务的事情我们的合伙人可以很好的做下去，我就会再选择。
刘：您曾经提过做教授的可能性。
张：可能在于我带过很多队伍。我一直觉得商学院教授不是从实践来是一种缺憾。有经历的企业家，在年纪不是太大，思维还很活跃的时候如果从事教育，某种程度上对商学院教育是一大幸事。他们的商海知识、人生历练都是有益的。中国有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的教授，学校外面的事实是什么？中国这中间两扇门中隔得还是太远。
刘：您总是处于传媒的漩涡，传媒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凶猛化，说您是女强人、犟人；第二种是把您悲剧化，有人将您被称为互联网运动"秋瑾"。您觉得传媒笔下的张树新是真实的么？
张：传媒永远不会是真实的。它本身是一种商品，人物只是它的素材，素材的真实性和它没有关系，这是两件事情。今天的传媒已经变得越来越平静了。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传媒，传媒的市场化历史才刚开始。我认识的传媒朋友，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几乎不再写我。再出来写我的人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我已经很少见传媒。
刘：我们相信悲剧早已结束，张树新的喜剧必将到来。您可以告诉我们么？联和运通是否是喜剧的开始？
张：喜剧和悲剧并不重要，我昨天还在会上说，联和运通2002年的经历很像机会主义者，资本总是寻找机会的。昨天看到一个数字，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净值几乎全部跌破原价。74支基金中70支亏损。我们的情况还算不错。昨天我们还在做总结。
刘：联和运通呢？
张：联和运通还算不错，我们马上有一家公司上市，明年还有一家公司上市。
刘：你们操作的？
张：对，我们投资的公司。联和运通的业务是这样的，简单的理解，有点像VC+投行，用我们的话说是积极投资者，第一，我们不做第一大股东，一定要有战略股东；第二，我们必须做独家战略和财务顾问，因为联和运通长于管理资源，我们负责它的资本退出。同时我们的退出都在海外，我们不相信中国的股市，我读过很多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报告，我实在不懂如何在中国股市退出，当然我说话很刻薄，所以被人喜欢的不多。
董：岁末年终，大家不免要展望未来，能否您给2003年做个总的评测，如联和运通、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走势，有什么个人的看法？
张：全球资本市场的回调并没有结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框架内的，有很多的结构性缺陷，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平静。中国未来五年的主题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改革过程中会释放许多传统资源的整合机会，这些机会需要资本市场和金融平台。但是中国是资本项下并没有开放的金融体制。所以很多机会需要智慧。我们这样的跨境资本机构有很多机遇。这些机遇需要我们的智慧。是否成功，未必和我们的努力有关，需要机遇。
刘：俄罗斯很多这种机会落入了和政府官僚关系密切的商人手中。
张：中国和俄罗斯的差别在于俄罗斯的体制改革是一步到位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后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牺牲了两代人，但是为后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中国庞大的国有资源体系的释放是缓慢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首探戈舞曲。是进三步然后退两步的。假如随之起舞的人他在进的时候，你在退，那你没有把握机会。当他退的时候，你进了，你可能掉入陷阱！所以踩好改革的舞步，会变成重要的主题。这就是参与改革的企业家们都充满智慧的原因。但是你的成功不完全依靠于能力与努力。
刘：改革是一场无数人关心的探戈。很多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关注中国的未来。我知道您对政治动向看得很敏锐，您对三个代表、十六大都有自己的看法。请问这次十六大您感受到了什么？
张：中观层面，中国2002年形势是在退，宏观是在进。宏观上三个代表解决了最深刻的问题，产权问题中最深刻的理论问题。我说话可能比较刻薄，共产党在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党。政应该是主流，淡化教。否则太累。关门改革是办法，开放不改革也是办法，中国却不幸也有幸是改革开放同步的国家，所以局面就要更加复杂。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在释放中，原有的体制在变，又不能走得太快。谁是被牺牲的？谁是获益者？大量的利益集团在博弈。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系统。中观层面，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十年前的清算，比如仰融事件。他做了共产党第一支股票在纽约上市。中观层面退了。微观层面有所进步。
刘：您认为仰融事件是一个政治清算，但是如果只是经济犯罪的查处，那么十年并没有过追诉时限.。
张：什么叫经济犯罪？
刘：本身就和政治有关。
张：什么叫经济犯罪，这本身就是没有定义的东西。在十年前布的一个局，不知道是国企还是民营。只有国企的概念才能做很多事情，产权将是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都在说产权问题，张瑞敏他们也都在谈这个问题。企业是国家的，国家又是谁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变革一定是最核心关键问题。
刘：国企改革朱鎔基总理要趟这个地雷阵，可惜现在还是问题重重，你提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改观。对于经济我是完全的门外汉，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乐观的信息并不真实。您看好国企改革么？联和运通现在开进这个地雷阵，情况怎样？
张：国企改革核心是产权。中国国企三年脱困，其实在报表上做到了。就是债转股，分母变成分子，肯定没有亏损。他把国家的债变成了股权，相对没有大量的压力，没有还债压力，没有资金成本。几万亿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国有企业。全球经济回调的过程中，确实是中国经济一支独秀。这和中国大量的基础措施建设和投资拉动是有关的。中国是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体制不在世界经济链条中使得它像一个避风港，也隐藏了太多问题。这种8％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但是一定会形成泡沫，这些泡沫要得益于发展中消化。过去的金融机构的坏债，能不能在发展中不再新增坏债？稀释、摊薄原来的坏债？否则，就会产生问题，可能会走向日本经济那样的不归路，日本经济萧条十年。但是中国有很多机会。国企改革一定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最关键的民生全部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大行业没有民营企业。这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关。民营企业声音很大，但是比重很小。只是在非关键行业，服装、制鞋之类占了很大比重。国企的关键问题是产权和政府办企业。这个过程是超级复杂的，我对海外校友说，所有在海外呆过七到十年的校友，需要重新本土化，因为你们走之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差别太大。
刘：这个冬天很冷，而您又表示不会离开互联网，也投身于传统企业的改造，这两个行当都是冬天，您现在觉得冷么？
张：还好，我的房间的很暖和。
刘：看来您还是比较乐观。您曾经在95年时，为了中国互联网业务资费问题闯过中国电信张立贵和冷荣泉的办公室，说你们是信息产业的罪人，因为他们太贵了。我想那时候你们的服务也很贵，比如传呼就是暴利，那个时候有没有您的顾客冲进来说你们太贵，太黑？
张：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不一样， 传呼是竞争行业，电信是垄断行业。我们之所以可以从事就是因为他是竞争行业。当地皮成本占了90％的时候，你还在盖房子，而所有地皮只在一家手里，房地产业就很难起来。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
刘：联和运通是一个崭新的尝试，你们的管理很创新、轻松、民主，手下聚集了很多高素质的人，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么？
张：对，这里的气氛很好。其实没有管理，我这里兵少将多。很多的大将，将是不需要管的。将需要合作。
刘：好像联和运通大概是十几个人股份比较平均，是一个精英模式的管理，他们有的也是您多年的搭档。
张：每个人都为自己干，不存在说管谁。这个时候知识层次和历练都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
刘：但是商场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三驾马车是好事，三马驾车会出事。是否有这个担心？
张：这是具体的实业而言。而投资一般都是合伙制，一般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也都是这样，不是管理问题，一般按照绩效去分配。
刘：姜先生很长时间是您的搭档，现在他在联和运通么？
张：他是我们的控股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联和运通参股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董：你们仍然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珍重科大的传统和历史
刘：您是创造品牌的天才，傅一民师姐想请问您，如何发扬光大科大这个品牌？
张：科大现在面临很多困难，一个学校需要传统和历史。科大没有清华北大那样的百年历史。科大最辉煌的一段是78－85年那一段。那一段得益与中国对科学春天过多的渴望。但是那段给科大积累了很多的传统，比如校友资源、曾经的科学传统。科大第一要定位，我不觉得科大可以做综合性学校，不要去做哈佛。假如科大不能搬家的话，以它的地理特点，最好是做一个CalTech，风格本来就很像CalTech。第二，科大要非常重视如何发挥校友的力量，正如你们（校友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大家群策群力，然后才能把科大很短的历史积累发挥出来。我曾经看过百年清华的记录片，我很感动，其实清华也有一段很惨。但是他们有太多的传统。我们科大历史不长，却也充满了传统和历史，能否继续下来，珍视它，作为一个未来定位中的基础。例如我们科大从五八年开始就有很多资深的科学家和校友。哈军工几乎和我们齐名，这是国家培养科学家的地方。很多著名科学家兼过我们的系主任。科大人其实对科大感情蛮深的。我开玩笑，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科大人，有一种自恋情结，这是一所超级自恋的学校。我说得很不客气啊。这是一种风格，使得大家对那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怀念，但是校方发挥的不足，做得不够，有一种不亲切的感觉。
现在中国人正在对科学重新认识。世界数学家大会的时候，江泽民都去了。如果和科大相关的学科都做到头把交椅的时候，就好了。我们不一定要和别人去比什么商学院、文学院。我觉得永远比不了。哪怕清华捡回文学院、中央美院。他有传统，他有朱自清、钱钟书这些传统，我们（文学院）没有传统。但是科大需要一个校长，把科大确确实实当成自己的归宿。处理好上下左右的所有关系的同时，来想这些事情，而不是把自己陷入很多合肥一座高校的事务性工作之中。这样才能不辜负很多校友的期望。
刘：朱校长是一位好校长。他是第一位科大校友出身的校长
张：但是朱校长可能不是政治家。我觉得科大需要几任具有政治家兼科学家头脑的人，才能把我说的事情做到。
刘：朱校长对科大的定位正是CalTech.
张：定位需要执行，科大的执行系统如何？有很多很多问题，我认为科大执行系统，包括他的校务工作似乎都是一些素质一般的人在做。我觉得这几年真的还不如合肥工大，因为他们没有包袱。
刘：科大正在上海建设研究生院，或许这是解脱包袱的一个好办法。
张：但是上海有很多学校，复旦、交大、同济，我们的位置在那里？我不看好（上海研究生院）的安排。合肥不一定建不成好的学校，盐湖城也有很好的学校。科大应有定力，我就哪儿也不去，要在安徽省寻求最好的条件。所以科大需要一个政治家，搞定所有的事情，搞定安徽省、搞定中科院，搞定上下左右，搞定一切。你到所有的城市都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不如不去。
刘：深圳，它没有好的大学。
张：深圳过于浮躁。可以为我介绍一下基金会么？
刘：基金会成立于1995年，宗旨是帮助科大建设一流大学，（张树新：这个不容易。）让每一个科大人，无论享有贫富贵贱，都终身享有成功和进取的机会。
张：哦，这样开始的，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几拨人，我们都算是会员，给你们捐点钱？^_^我觉得这些人捐点钱支持你们都很容易，我可以找很多人捐钱。但是影响方面，但是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基金会）。是不是没有人折腾这件事情？
刘：有人折腾。基金会在美国注册，一直专注于美国的发展，科大曾经把我们冠名为海外校友基金会。因为基金会是一个完全基于网络的组织，最初国内互联网也不流行，创始人大部分在国外，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和（网络）条件在国内开展工作。基金会从今年开始进入中国，我们开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建立自己的网络。今年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采访了张亚勤、胡伟武、吴雪筠和您四位杰出的国内校友。
张：是的，好像一说到科大的校友就是….
刘：海外的？是的，我们是完全独立于科大的，自发成立的一个组织。基金会全部由志愿者组成，为基金会义务工作，绝对不允许收取任何报酬。我们相信基金会在国内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的主席丁剑正在国内参加科大上海研究生院的董事会。昨天，将是科大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召开了科大上海研究生院的第一届董事会，朱清时校长，谷超豪、张亚勤也参加。科大特别邀请基金会主席作为校友基金会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在研究生院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
张：抱歉，这些情况我很少了解。
刘：我们从今年开始大举进入国内，包括很多基金会成员回国创业，比如我们的创始人宣昌能博士。
张：小宣啊，小宣不是回来创业的，他是回来当官的，呵呵。
董：科大校友遍地花开，全世界各地，国内国外，都是这样。
张：人还是比较少。国内比较少，人数太少。
刘：我们太年轻。
爱情保鲜之道：建设性
刘：您几乎是一个全能型的女人，上得朝堂，下得厨房，我知道您的菜烧得不错。我个人的偏见东北菜不太细致，一锅乱煮。我想问问您烧的菜是什么口味的？您平时风风火火，是不是菜里辣很多？
张：你大概是南方人。口味看不同的人喜欢吃什么。我喜欢看在座的人，他们喜欢吃什么，我比较照顾大家。
刘：您还策划过崔健的大型演唱会，您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张：那是92年的事情。我喜欢听相对古典的，我比较喜欢低沉平静类的那种的东西。
董：你业余的时间如何分配？
张：看书看电影，我们家可以看到HBO,有一次我和杨元庆、田溯宁几个人聊天，当时说看着HBO，磕着瓜子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刘：您是一个好妈妈，有人说您的女儿跟您就像好姐妹，看来您教育女儿非常有方，
张：没有教育，只有宽容。
刘：您的女儿是在美国念的中学，现在又去了香港，我想因为爱她，所以您愿意让她到最幸福的地方去。不过儿行千里母担忧。她现在正直豆蔻年华，您是否放心？
张：我们女儿很独立，她形成了独立决定的能力。你可以看到她的照片，这是她两年前的照片，就是那个小女孩。十五岁。两年前，校正牙。这个很痛苦。如果我叫她做，她会不断的抱怨。但是我不会帮她做决定，我只是告诉她校正牙所有的好处，面部表情会非常好看，非常齐。不然多少年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坏处是你要忍受痛。这里有一个协议，我们需要和牙科诊所签协议。我告诉她，这个协议我不签，你自己想好，如果你签，我就签字，她想了一会儿，她就签字。从此她一句抱怨也没有，从此哪怕再疼，她没有理由跟我讲。
董：您其实一直循循善诱。
张：这和我的成长有关系，我们有很多人的命运被别人决定。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她有自己的权力，除了生了她之外，我并不负有任何（左右）她的权力。我们女儿一直是学习中不溜秋的学生，但是她一直艺术创意最好，因为我从来没有压抑过她。我们经常讲她没有当过干部，自由散漫，这很好。为什么一定要领导别人？只要她自己愉快。
刘：您的丈夫姜作贤先生是您中学同学，无疑是青梅竹马。而且我知道您的家庭非常美满，姜先生还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您99朵玫瑰。
张：不是情人节，是生日那天。
刘：能否告诉我们，您幸福而温馨的爱情与家庭保鲜的秘诀何在？
张：建设性。有一次全国妇联的老同志问我，和您丈夫什么关系？我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老太太们都笑了、
刘：老太太也好奇。您对校友非常的热心，听说家里永远是科大校友聚会的"据点"，大家把你家叫组织？
张：对，他们有事情，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见过太多事情。
刘：很多人都这么说，每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您总是热心的提建议。
张：芸芸众生，大家都不容易；再有一个，可能天生的能力。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当班长，以后一直是，大学一年级又让我班长。后来二年级又莫名其妙的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刘：我们在您的办公室看到了很多书，听说家里案头书籍很多，您读书涉猎也非常广，也特别喜欢逛书店。
张：读书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不同的人喜好不同。有人喜欢读古兰经，有人喜欢金庸。我母亲说我是本本主义。我怀孕一月的时候开始读生育方面所有的书，孩子一月、二月长什么？要穿什么，婴儿吃什么？我还买过胎教音乐。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对生活的热爱。我读的杂书比较多。包括历史、哲学、心理学。这些东西和现实生活马上有什么关系？未必，这是一种积累，让生活丰富起来。我经历过比较复杂的变化，从报社到国家机关，到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
我投身商海，经历过赚钱，也赔过钱。赚钱和做企业是两件事情。后来我想当大企业家。错了方向，在中国极端困难的行业里，开始做互联网。由于经历了市场转轨过程，见过太多企业真实的东西，就一直在想企业的原罪和道德障碍的问题。中国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恨不得从美国金融史读起。这就是纯理科的学生特点，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所以"才去做，今天为什么要这个经济规律，为什么要8%的增长，为什么国有银行40％多的坏债率不能去揭？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没有人可以解答。这个过程中，只好去读很多书，找到一个解释，才能活得安生。
刘：您获得了满意的解释么？还是只是一个近似解？
张：至少我自己心灵平静了。
刘：刚才提到您买过胎教音乐。
张：起作用了没有我不知道。
董：张总，能给现在的大学生提一些建议么？
张：每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第一个就是要热爱生活；人生有波峰波谷，无论人生面临多少困难都要热爱生活。第二，善待所有的人。我尊重所有的人，但尊重所有人不等于同意所有人。大家都觉得我是骨子里极为平等的人。我们合伙人可以拍桌子吵架，只要你可以说服我，我可以听你的。我们要允许、尊重差异。包括很小的孩子，他有自己的观点。互联网的发展，需要看孩子的观点。孩子们使用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方式，你才知道怎么渗透到他们的细胞里。不存在我去教导谁。我经常被女儿教导，她经常告诉我日本的视觉系乐队是这样的，然后要我看漫画。我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女儿很小的时候逼着我看机器猫，我认真的看了两个晚上，我发现机器猫确实很神奇。
刘：张总，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的专访，谢谢您与校友分享您传奇的经历以及您对科大发展的建言。2003年就要来到，也祝福您事业发达，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