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性烈如火。大将军嫉恶如仇。大将军冲锋陷阵。大将军视死如归。
提起彭德怀元帅，人们几乎不假思索便能写下这4句话。从红军时期江西苏区的5次反“围剿”，到建国之初朝鲜战场上的5次战役，从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百团大战，到解放战争最艰苦阶段的西北3战3捷，大将军从来横刀立马、战绩辉煌。
但一部共和国史仅以战绩来论彭总，还不能把握其全部。古往今来战史卷册浩如烟海，从来不乏功勋卓著之将帅。多少名将麾下雄兵如云时可以大展风采，一旦失去兵权和前呼后拥的部属，为人称道的勇气与能力便如冰雪一般消融，他们自身也像流星那样迅速陨落暗淡。如果彭总仅与战争有关、仅与胜败有关，同那些大江东去的名将一样身着戎装方显威风，坐为上宾才有气派，何至于我们今天如此唏嘘感慨。彭总非凡之处恰在于他一身布衣，也是大将；他落为囚徒，也是伟人。我们今天献给他花篮与颂歌，相伴的却是一个不轻松的命题：作为新中国军人的杰出代表，他那撼天动地的力量蕴藏在哪里？
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名著《力量转移》中，认为人类社会存在3种力量形态——暴力、金钱、知识。暴力的力量人类早有深切领受。金钱的能量从很多人都同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便可见一斑。而现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等等说法更是对16世纪英国人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印证。不能说托夫勒概括得不对，但太多的时候暴力表现为掠夺，金钱意味着占有，太多的时候知识或是从属暴力、或是从属金钱。如果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仅仅有这3种力量在交相呼应，我们生存的空间该是多么狭窄，又该到哪里去寻觅发掘那些真正撼动我们灵魂的东西呢？
从彭总身上，我们看到了托夫勒未能领悟的一种力量——人格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表现在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他敢于接过帅印，率领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作战；也表现在当全国浮夸风盛行、说假话泛滥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彭总倾其一生于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除此之外便不多考虑。“文革”灾难中他被批斗审讯200余次、打得遍体鳞伤，却留下这样的心迹：“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忆及红军时期攻打长沙战斗，囚室中的文字仍如战场冲锋号一样嘹亮铿锵：“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忧存！”一个人已成囚徒却仍令战场对手心惊胆寒，该是何等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最深重的苦难之中，迸射出最耀眼的辉煌。
我们常谈理想信念。我们却常见在缺乏人格力量的人那里，理想信念会变得多么随意与虚无：泰山未崩于前而色已变，麋鹿未兴于左而目已瞬。我们羡慕聪明与才华。我们也多见在缺乏人格力量的人那里，聪明才华会退化为多么实惠与猥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好汉不吃眼前亏八面玲珑。彭总用生命告诉我们的道理如泥土一般质朴：一个人要活得真，做得真，说得真，行得真；先做真人，后求真理；没有真人，哪有真理。
1966年6月，任西南三线建委第3副主任的彭总途经遵义，在红军长征时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的地点默立良久，感慨万千。面对漫天飘落的毛毛细雨，他动情地说了一句话：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
这句悼念当年情同手足战友的话语何尝不是他自身的写照。彭总一生峻直挺拔，不论统兵百万还是孤军奋战，不论是从士兵到元帅还是从元帅到平民，对自己的追求终生不改。一个人的生命何其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将一件事做到如此有始有终，又何其艰难。正是这种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使他超越古今将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颗巨星。
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有为民请命的，有舍身求法的……这些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是这样，作为民族的缩影，一支军队也是这样。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军队不知要将多少枚勋章和多少颗将星授予那些杰出的军人。勋章可以褪色，将星可以消磨，人格却会永存。
彭总去世时那般萧条，连简陋的骨灰盒上也不能留下姓名。他死了，但他却永远是一座巍峨的青山。
高山仰止，大将军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