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
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目前，惟一可资佐证的，是19 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亲历这次会议及前后过程的刘杰(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和钱三强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的回忆。
考虑到李四光下午3时前要午睡，会议定在下午3时后
会议前一天下午，周总理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备的条件。谈话时间较长，涉及内容很多。
谈话间，总理发现李四光精神不好，面部表情痛苦，说话不甚流利，便问李是否病了，李答是牙痛。总理当即要李讲完意见后先走，抓紧去医院治疗。当时，李四光66岁，钱三强42岁。相比之下，钱三强显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总理所提问题都能从容应对，侃侃而谈。
薄一波、刘杰参加了那次谈话。谈话结束后，总理告诉刘杰和钱三强，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总理要他们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以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
之后，总理执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附上有关文件，建议第二天(即1月15日)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参加。
按照毛主席的工作习惯，中央书记处经常安排在晚间开会。考虑到李四光年事已高，下午3时前要午睡，晚间身体支持不了，总理特地对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作了说明，定在下午3时后。
毛主席那天格外高兴，晚饭还准备了红葡萄酒
1955年1月15日下午3时，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与会人员到齐后，他对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随即讲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
接着，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了在广西地区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当场展示了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当听到用于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量该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到会领导人都十分欣喜和兴奋。
在一阵惊叹之后，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的情况。
毛主席请与会各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主席总结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晚上7时后会议结束。毛主席请大家吃晚饭，上的是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主食是大米饭加小米粥。毛主席平时不喝酒，那天格外高兴，准备了红葡萄酒，还举杯向大家祝酒：“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一个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召开后正式拉开。1月15日成了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最初创业者，九成是年轻人
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宇，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加入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据统计，中国在1960年从事核工业的10 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26～35岁者占25.5%，两项之和超过九成。正是这群年轻人，在中国核工业几乎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核科技人员只有10来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成立一年后，也仅聚集了30多人。1955年1月，当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人才。
为解决人才难题，当时国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吸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二是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改行加入核科学研究；三是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这些年轻人加上近代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的科技队伍。
朱光亚，从美国留学回国时，给在美留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周光召，当时在苏联留学，得知中国要建设核工业时，夜不成眠，主动请缨。
1958年初秋的一天，人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走进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他和战友们仅凭两架手摇计算机和古老的算盘进行浩繁的理论运算，最终解决了原子弹结构和轰爆物理方面的全部理论计算。
为了那些关键数据，邓稼先等演算的稿纸就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了一间仓库。当时的手摇计算机，速度很慢，但这样的机器也没有几台。为了争取时间，研究人员就三班倒，不让机器停下来。
当时生产核部件的“404厂”，有一个“三人小组”。祝麟芳、张同星、王清辉，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负责铀的冶金工作。当时铸锭中出现了气泡，前后几十炉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祝麟芳在现场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晕倒在工作现场。最后，“三人小组”终于解决了气泡问题。
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核工业各部门的科技领导骨干和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据不完全统计，有70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