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败逃台后，两岸即进入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这一期间，由于海空阻隔，两岸的军事对抗主要是海上和空中。对彼时以来的不时发生的两岸局部海空对抗，国内外已有很多细致的报道，因此也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因为国共内战，本质上乃是主义之战，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的军事对峙和对抗，也始终贯穿一条政治战、攻心战的线索，作为这种政治战、攻心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自内战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基本结束的两岸空军人员的统战与策反活动。
在漫长的国共政治攻心战史上，就空军人员的起义和叛逃来说，一般而言，由于历史大势，国民党是败多胜少的。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1架美制B一24轰炸机从成都起飞，飞抵延安，首创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从那以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不满国民党腐朽统治、富于正义感的国民党空军人员纷纷起义，成为光荣的人民空军的一员，显示了很多国民党空军人员对祖国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向往。但是，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我军的败类，混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为国民党及台湾当局的反共策反宣传迷惑，进而劫持军机，驾机叛逃，成了逆潮流而动的无耻叛徒。
本文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历史故事。
叛逃：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一位不速之客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挑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盘旋了数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地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所谓“义士”来了。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
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简历：叛徒的同窗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许多年已经过去了，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195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市，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国家高级干部，祖父还是个”老革命”。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据说文革期间，其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其祖父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因此，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16岁时随父至武汉。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军队，1974年3月，他进入保定一所空军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他在接受了初级航校的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海航某部，并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航校学习期间，他竟是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四个月已先期驾机逃台。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大势：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
1983年，先后有四起我军航空兵人员逃台事件，是两岸政治攻心战中台军颇为“得意”的一年。但是，若从两岸关系当时的大势上看，这些事件并不能反映大势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两岸政经局势的演进，两岸恰恰处在关系倾向缓和的一个进程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年，是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已深入人心。在两岸关系上，党和国家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及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意，出于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大陆战略重心的重新考量，已推出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雏形已经隐约可见，因此，两岸军事形势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换言之，大陆长期奉行的”解放台湾”的军事战略已被”和平统一”的战略所取代。
1979年元月1日，大陆宣布停止了延续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同日，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将在此范围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军自台湾撤离的工作已成定局。至此，对两岸军事形势一直有很大负面影响的中美关系逐渐驶入良性的轨道。
在台湾方面，随着蒋经国“执政”进入末期，在时代大势推动之下，当局意识到一味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路线将不得人心，为了缓和岛内矛盾，因应大变的国际格局，因此，在考虑逐步放宽岛内控制的同时，在两岸军事方面悄悄放弃了痴心妄想的“反攻”战略，转而采取守势的方针，因此，对一直奉行的对大陆的自欺欺人的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也声势小了许多。简言之，从前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大陆战略已换位为以政治和经济为重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过程：重绘叛徒的“历险记”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于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一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日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的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目丁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咸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歼-5型歼击机实际上是中国仿制生产的原苏联米格—17型战斗机，1952年开始在苏联空军服役，1959年开始就陆续退役。但米格一17是一种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苏联将米格—17的生产技术先后转让给中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还提供给东德、古巴、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东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等20多国，这些国家的米格一17在60、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都曾发挥过不小作用。
在中国，1954年10月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开始生产，最初称为56式，也叫东风101，后来才改称歼-5，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种喷气飞机，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在第一架飞机出厂时聂荣臻元帅亲自莅临剪彩。歼5从1956年9月开始小批量生产，1959年6月停产，1960年以后又恢复生产，整个歼-5家族生产总数超过1000架，成为中国空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种，在国土防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是击落击伤敌机最多的机种。
歼-5服役之时，正是我国沿海局势和国土防空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作为防空战斗机主力的歼-5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甚至不乏击落美制F—4B“鬼怪”、阳一57A高空侦察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高性能飞机战例。幕落：林贤顺中校之后
在王学成叛逃前后的几年里，两岸仍有数起类似事件发生。但随着冷战结束的号音，祖国大陆对这种两岸间的特殊”战争”采取了新的政策，而台湾当局出于大势，也不得不作出回应。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所谓的《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林中校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他于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林伤愈后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林中校成为两岸航空人员起义与叛逃战的最后一幕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