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与家人在海岛过年，一天路遇两位我的读者，才谈了几句，他们就说：“你要辞去作家的称号？”
我问：“谁说的？”
他们说：“网上炒了很久了，很多报纸也登了，还发表了不少评论。”
我说，我不上网，全然不知。但转念一想，可能是前一阵在很多地方讲《老子和柏格森》，曾以作家这个名号作例子。是不是由此引起的呢？
我对那两位读者说：作家是一种不确定的名号，任何职业的人都有可能拿过来玩一玩，再放下。如果有人煞有其事宣布“辞去”，就傻了。这就像我们前几天上的岛，过两天就要离开，一切都很自在，何必发布“辞岛声明”？如果发布了，大家一定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
那两位读者笑了，但他们一定要问我在《老子和柏格森》的演讲中为什么会以作家为例。我说，这说起来太复杂，我只能简单讲几句——
《老子》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所说的“名”就是名号。世间的人事都是流动变化的，如果被一个名号捆住，五年前的你还不是作家，但那时的你也过得很精采啊。如果把“作家”当作了你的生命，那怎么解释五年前的自己？同样，今天，你除了写作，也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还可能是一个球迷，一个旅行者，一个收藏者，一个社区服务志愿者，一个烹调好手……如果仅仅用一个名号捆住，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时时要显摆自己是作家，人生就会变得很狭窄、很僵滞。这就是老子哲学的厉害之处。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一切名号，都是一种“共名”，而且大多是历史沉淀的“共名”。但是，你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非常独特，因此任何“共名”都不应该完全框范你。一旦被框范，你的个性就产生异化，不再是你。柏格森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遗憾的是，连文学界的人也听不懂他的深意，仍然喜欢在各种名号里打圈子。例如，先定下“文学”、“作家”这些名号的概念化含义，然后再划出“八〇后作家”、“学者型作家”、“美女作家”等等这些小一点的名号，吵来吵去。历来水平最低的“评论家”只做一件事：制造名号，排队归类。其实谁也不认。记得有一次聚餐，席间有一位所谓“美女作家”在座，有记者因她而提到其他两个“美女作家”，她立即满脸鄙夷之色，说：“哼！长成那个样子还敢说美女？”你看，连这么一个玩笑性的小名号也无法获得当事人的“集体确认”。由此可见，世上很多名号，既僵滞又脆薄。而且，名号之争，很可能是人类大部分争执的起点。
在很多人看来，名号意味着某种社会地位，因此不惜终生为之奋斗。其实，他们都掉进了老子和柏格森早就指出过的陷阱。
因此，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智者提出“逃名”的理念，企图为自己，也为他人解除那些美丽的枷锁，让更多的人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比柏格森说得更精采的是歌德。他认为，各种名号和界线都是人类靠着聪明的头脑设计出来的，让众生能在其间兴奋地消耗，构成一种社会制衡。但是，人类的大道是不会被这些名号和界线分割的。歌德的名言是：“人类凭着聪明，设计出种种界线和名号，最后又凭借着爱，把它们全部熔化掉。”
——难道我的这些讲述，能得出我自己要“辞去作家”的可笑结论？
那两位读者听我讲完就乐了，说：原来是这样！
2007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