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失败
想对杨一民李飞宇讲几句激烈的话
女足新败，连输许多场球，我心里挺不好受。阿尔加夫杯是女足每年年初必去的赛事，据说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我随着男足征战土库曼和塔吉克的时候，我们外事部的两位女将王彬和卢婷总会去欣赏这处海边美景，每次都是晒红了脸高高兴兴地回来。当然，她们还会带回来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更加深了我的落差。
我对阿尔加夫掺杂胜利的感觉是理所当然的。几年间，王彬和卢婷已经成为外事部的处长和副处长，杨一民从擅长的技术和竞赛工作也转任了女足的最高领导，成为了司级干部。但是，说到底，都不是什么大干部。在国家机关的庞大干部体系当中，他们都还有各自的几层领导，工作时忍辱负重感并不比一般百姓少多少。
在这个体系里，李飞宇还没有寻得一个非常稳固的位置，因为毕竟在足协时间还短，即使是和同是副处的卢婷比较起来，他也还是个小字辈。所以，我相信，除了飞宇为足球事业努力贡献的单纯动力之外，有借女足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想法也是再自然不过的。而在这个体系里面，王海鸣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处境是最尴尬的，也是最没有位置的。
我不厌其烦地历数他们在体制下的位置，就是想说，女足关系到他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官本位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大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求生发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和李承鹏（李大眼）做谈话节目，就一件事情激烈争辩时，我觉得自己真的难以割裂我的足协背景，说一些话的时候，我的背后仿佛站着李立鹏和老郎等一干在足协里干事的好干部，我理解他们的种种努力，只不过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仍然卑微，努力亦是白费。我厌恶阎世铎，也不喜欢谢亚龙，他在技术问题上太把自己当领导，但是我无法象大眼那样激烈地反对中国足球的一切。
我敬重杨一民，在中国足协，除了郎效农之外，他是我相信的第二个人，他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成为一名领导。所以黄健翔说杨一民在阿尔加夫杯的一场比赛中，至少站起来6次，协助王海鸣指挥时，我觉得杨教授走得远了。
上次在足球之夜，我只是调侃似的建议杨一民能否像以前一样，多笑一笑，比赛的时候，少站起来两次。无论出于对女足命运还是自身命运的关切，这种焦急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并且认同的，但是要有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办法。我看见霍顿在赛前15分钟笑着和所有队员调侃时，手却紧张地微微颤抖；我听见威尔金森在比赛失败后大声鼓励队员，然后却快速走到没人的地方，捶胸顿足。如果在比赛的过程中，有行政干部，哪怕是助理教练站起来指挥一次，他们会立即大喝他“fuck
off”（滚蛋），然后自己坦然接受下课的后果。我们不是要职业化吗，要向足球先进国家学习吗，这就是先进的规矩。球队在技术上只能有一个最高长官，而他是主教练，否则就会混乱。
在中国足协几天前内部打架事件的检讨会上，谢亚龙不是教育每一个人要从人格上尊重别人吗？杨教授或李飞宇在技术层面的建议过于明显，本身就是对马良行不尊重，就是对王海鸣不尊重，作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地位最低的他们来说，最常见的选择是忍气吞声，但心里断然不会服气。今后你们从欧洲或美国请来了新教练，也会这样做吗？那是不是外国人就比中国人在人格上更值得尊重呢？
我从来没有小人般地嘲笑马良行“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至最后丢了主教练的位置，这种讥笑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相反，我异常支持小马的反抗，并且坚持王海鸣也应该这样做，无论你和马良行的个人关系如何，这个时候，维护马良行就是维护你王海鸣自己！前两天，王指导不是也发出了“要权”的声音吗？
解决方案，杨一民请回马良行，李飞宇调回技术部，其余人等尽弃前嫌，一致对外。再次呼吁，女足是全国人民的，不是试验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