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四十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四十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四十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上，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种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是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共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
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
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
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
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
都出身卑微，于蒋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象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
–“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难有善终。汤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四十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厉害。
日军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但是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的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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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是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而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国产大批掷弹筒，都带有真皮的罩套，做工精致，但是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就被日军缴获
被俘的重机枪，这是中国军队一线的重要武器，枣宜会战中曾有为了抢回一挺重机枪牺牲十七人的纪事。
落入日军之手的山炮
迫击炮
在中国战场屡建功勋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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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的国土人民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丧师感到耻辱，却把事情都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