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术语和概念的正式提出是皇家学会鲍默爵士1985年发表的“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1989年，笔者翻译这个报告的时候，国内学者对这个概念还不很了解。1990年，科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译介进一些国外著名学者关于中国科学素养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中心乔恩•米勒的“1990年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的译介，以及欧洲，尤其是英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传播的新理念和研究方法有了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争论。直至今天许多人仍然对这个术语的翻译和概念持反对的态度。反对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科学文化的国家，对中国国民主要还是要普及科学知识，我们的公众对科学达到“理解”还远未到时日。尽管如此，在国际科学传播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和仿效中，我国还是在随后的10多年里开展了中国的公众对科学的研究，其中，开展较早和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就是“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的调查”。
一、“公众理解科学”概念的演变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一词和概念。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是法拉第、赫胥黎和廷德耳。1874年，在英国科促会年会上，约翰•廷德耳（John Tyndall）认为，上帝将世界万物秩序搞乱，基督教限制了科学，科学应在理论上消除神和魔鬼，使自然现象在适宜的基础上自行回归原位。布鲁斯•莱文斯坦（Bruce V. Lewentein）认为：“科学伟人”赫胥黎（1825－1895）和廷德耳（1820－1893）“创立了‘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的思想，科学家能够从容地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使公众相信，科学支持并扶植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目标以及价值观。”科学大众化的模式是要使科学家团体的学术地位不受伤害，经费得到保证，科学的特权地位得到维护。
20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逊揭示了DDT潜在的危险并发表《寂静的春天》；70－80年代国际两大阵营的竞争导致核武器的大规模发展；90年代：英国的“疯牛病”事件和食品技术引发公众对科学作用的怀疑；生物技术的临床应用和转基因食品对公众的信仰产生冲击；科学家的剽窃、作假的事件的不断被揭露；英国的疯牛病和美国的三浬岛事件；尤其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件，使得科学家在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大打折扣。从二战后兴起，到1980年代达到高潮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使得科学家在传播动机、方式和行动模式等方面处于矛盾状态。1981年，安•布朗斯克姆（Ann Branscomb）说：“我们的社会还未确定专业科学家的责任仅仅是与同行交流，还是应该向政府官员进行传播，或者直接与公众交流。”这个时期，科学家担心，科学大众化会使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科学变得中性并会使公众担忧，既传播常识又要特别知识，既要达到科学的民主化又要有权威性。科学团体从战略角度，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和方法使公众对科学家团体持支持态度，使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在文化中保存下来。但是，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这种想法受到挑战。
西方国家政府和科学家团体认为，公众态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科学的不理解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从而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理解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具备科学知识、对科学家工作的理解和科学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这种将科学从正面“输入”的，从而使非专家公众变得和科学家一样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的思想被称为“促进公众的科学素养”。其实，2400多年前，柏拉图就提出了科学素养的概念。他在《法律篇》第七卷中认为没有科学素养之人是：“不能数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年老而性情暴躁的柏拉图鄙视地说：“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现代对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从赫德（Paul Hurd, 1958）开始，到罗伯特（Robert, 1983）、德波尔（DeBoer, 1991）、夏莫（Shamos, 1995）、杜兰特（John Durant, 1992）以及米勒（Jon Miller, 1992）等人的讨论，“科学素养”这个术语的内涵出现多元化解释。南非学者Rudiger C. Laugksch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术语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科学素养”概念化漏斗（Conceptual Funnel）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学者的兴趣。感兴趣学者大概分为四种：1、科学教育家。这个群体对教育制度的本质、教学质量和改革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正规教育与科学素养之间的关系；2、社会科学家和舆论研究学者。他们关注的是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政策决策的能力，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信息流动的自由程度，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和对科学的局限性的理解程度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态度和对特别技术发明的特别态度等；3、科学社会学家和采用社会学方法促进科学素养的学者。这个群体的学者喜欢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或者“语境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Context）。他们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科学信息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的变化规律以及分辨共识与个别科学观点的差异等；4、非正规科学教育学者和科学传播学者。这个群体大多数在科技馆、科学中心、植物园和动物园、媒体等。这个群体强调的是为公众提供各种机会，通过事物展示和讲解、报道和撰写科学事件等解释和教育的方式使公众熟悉科学。
1983年，乔恩•米勒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出版的特刊《代达罗斯》（“Daedalus”）发表的文章“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从概念和经验角度对科学素养概念的审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概念的形成应该符合“当代形势”（Contemporary Situation），即科学技术社会。按照这个社会形态的需要，他提出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对这三个维度做了一些修改，并逐步建立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测度的评估体系。米勒在这个领域的贡献目前在这个领域仍然是得到普遍肯定的重要学者。
纵观国际对公众科学素养的众多定义与概念的讨论发展过程，主要涉及科学素养概念的本质（nature）、目的（purpose）和测度指标（how to measure）。西方国家的讨论持续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达到高峰，尤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论文数量最多。
二、社会形态与指标演变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最早研究始于1989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年、1994年和1996年进行了连续3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年以后，2001年，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并进行了第四次调查和2003年的第五次调查。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在没有积累的研究过程的情况下，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中国学者没有对“科学素养”术语和概念进行过长时期的漏斗形成过程。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乔恩•米勒1990年的《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报告翻译进来的时候争议似乎不大。国人对这个概念和研究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争论开始了。“公众科学素养”一词至今仍然受到很多人反对。尽管许多人对这个术语持反对态度，但是并未能阻止国人对公众科学知识水平的极大关注，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知识的理解仅仅是观察公众对科学的社会的影响，对科学家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已。米勒设计的13个知识测试题无论如何也无法表明一个国家国民的科学素养水平。米勒的指标体系建立在他对科学素养的理解，在他的“公民义务科学素养”（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概念中，即公民在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和含科学议题的公共政策决策中所具有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目前国际关于公民科学素养的主要四个观点（民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文化的观点；实用的观点）中，米勒设计的明显是适合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的指标体系。这个概念符合他提出时的基本思想，即科学素养内涵应该符合“现代形势”，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学技术社会（toda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的社会形态特征。科学技术社会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学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以及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技术物质产品和信息产品充斥社会的形势下，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是什么情况呢？在他的测试问项中，知识的采用当然也是美国媒体中传播的知识信息。他认为，国民如果对媒体中传播的科学技术术语不能达到基本理解，就不可能听懂有关议题的讨论，从而也不能完成民主国家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也不能真正保证科学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通过对调查群体的知识和感兴趣程度的调查，划分出热心公众、感兴趣公众和其他公众，以便及时了解能够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和的科学发展持支持态度的人群比例。以这个思想为依据，他从80年代初就进行了复杂的实验，“IRT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所有受访者都可以根据其在被调查领域的知识水平进行排序。所以，IRT的构想是：对某个知识项目的反应将会形成一条项目－反应曲线，这条曲线是对每个项目的反应的概率分布，通常具有对数性质（a logistic nature）。项目－反应曲线表明，在某个题目上，知识水平很低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假设性问题；而知识水平很高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都能回答，……”。米勒运用BILOG—MG程序计算出三个独立的IRT参数（一个难度参数、一个区分度参数和一个猜测度参数），以此来区分不同主题的知识水平。
米勒的知识测试问项显然是考虑了美国社会特征和信息普遍性特征的。他对科学知识的设计，现在仍然普遍在西方国家使用的测试题中的测试题目，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语境中对科学知识体系的认定的基础上的。比如，“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认识是在西方国家国民的大争论和基础上形成的。“1927年，比利时数学家、天主教牧师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itre）假设：宇宙可能是从一个原始的“宇宙蛋”逐渐膨胀而来的。这里的原始“宇宙蛋”是指：通过强放射性过程把自身不断细分成更小原子的一个原始原子。” 但是，“大爆炸”（Big Bang）这个术语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弗莱德•霍伊尔（Fred Hoyle）于1950年在他的广播节目《宇宙本性》（The nature of universe）中首次提出来。也就是说，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科学家不仅已经可以确定宇宙大爆炸理论，在美国公众中，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信息也进入了他们对宇宙的基本认识领域。这种争论不仅来自科学家的解释，同时也来自基督教传统文化深厚的美国公众的对创始论的某种程度的信仰认同。在1988年美国和欧洲的测试题中，还没有“宇宙产生于大爆炸”观点（9个观点中涉及到“地球板块移动”、“辐射”、“电子”、“人类进化”、“人类与恐龙生活的时代”、“地心说”、“抗生素”、“激光”）。但是，在其1990年的调查中，已经出现“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在1996年美国NSF的《科学与工程学指标》第七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 中，已经可以看到调查问项“宇宙产生于大爆炸”（”The Universe began with a huge explosion”）。这个问项考虑到了信息的普遍性。
我们还可以看出，米勒的知识体系的测试是在一个科学结果在公众中进行公开讨论、媒体的传播和公众的广泛认识的基础上设计的。我记得，在第一次调查结果以文章的形式发表的时候，许多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个在西方国家认为已经可以证实的问题进行置疑，他们认为，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理论仍然在推测中，还不能被确定为事实，显然，作为一个确定的事实对公众的测试问项是不合适的。
在了解了公众科学素养引进之初的概念后，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在欧盟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度指标体系、测度所采用的问题以及指标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国家的语境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按照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指标调查得出的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水平毫无疑问是很低的。2001年，“Science”杂志记者Jeffrey Mervis 给我提了8个问题，并就调查的信度通过米勒等人进行了调查了解，在2001年12月21日的“Science”上发了题为“Chinese Science Literacy”的消息报道，并在其网站上发布了部分调查数据。在这个报道中，谈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这个记者使用了“minimal”这个词。采用西方国家素养指标测试题则把我们排在无法比较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从1992年至今进行了5次调查，其调查结果和数据没有被采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辛辛苦苦进行了这么多年的调查，其数据不仅不能得到国际关注，而且国人也仅仅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一个数据，而不理会长达30多万字的其他发现和数以万计的其他重要数据呢？这除了我们对科学素养概念的一元化理解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引进科学素养的概念的时候没有完整的理解和研究科学素养的意义，在了解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中科学素养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变量，而不是通过对13个或者16个根据西方国家媒体流传的信息设计出的测度试题，来测度本国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而用这个数据来不断猜测我们的科普工作的成效。欧盟委员会信息中心负责人Michel Claessens认为，仅仅依靠13个科学知识问题就得出一个民族的科学素养水平未免“oversimplified”。
三、指标适用度与目的
我们的社会可能还不能称作“科学技术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实际上还是在考虑温饱的问题。根据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报告2006》84个指标中，我国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电话普及率、电视普及率和每千人医生数量等6个指标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多数指标和社会现代化整体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明显差距。例如，2001年人均公共教育费的相对差距，挪威、美国和瑞典是我国的50多倍；2002年人均公共卫生费的差距，高收入国家是我国的81倍；2002年因特网普及率、大学普及率和能源使用效率的差距，美国等10国是我国的3—12倍。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社会生产力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我国与英、美、德、法、瑞典5国的差距超过了80年。在这个“当代形势”下，我们在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和素养的时候主要应该考虑什么呢？是否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呢？我们采用西方“科学技术社会”形态下设计的指标当然可以了解中国公众与西方国家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的差异，但是，我们无法了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下科学素养的变化。采用西方设计的指标我们的变化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有变化，但是，这不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因为，各种社会指标表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标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公众的科学素养却总是原地不动。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的调查出了什么问题？
2003年底，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与欧盟国家共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笔者发言后，引起很大争议。欧洲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在定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定量调查。回来以后，笔者进行很长时间的思考并查阅了很多资料。定性调查是通过对有意选取的具有重要社会特征的深度访谈、座谈和田野工作等方式深入了解本国公众群体的尽可能多的社会侧面，一边进一步理解其社会维度的形态和具体特点。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具有太多的差异。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他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他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知识的变量的认识上，我们仍然是模糊的。对于适合中国社会形态特征的信息测度我们还没有进行过实验阶段。在2003的调查中，我们曾经进行过这个实验，得出至少4个适合中国公众熟悉的信息题目，再实验几次基本可以得出适合我国公众熟悉的信息。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将科学原理作为测试的标准，而应该将知识作为测试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中的公众，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如何用科学家通过媒体告知他们的知识来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体系有所了解。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调查中都进行了概念的筛选和社会性质的定性研究。英国2000年由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Wellcome Trust联合进行的“科学与公众”的调查中，首先充分进行了社会定性调查。在调查之前，设计出“定性研究范围导题”（Qualitative Research Topic Guide）。采用完全开放的访谈方式，对公众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度了解（fully probe），从而彻底掌握本国公众的生活方式，将公众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与科学态度进行联系，同时，在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封闭的信息渠道问项。另外，对于问项中所设计到的所有术语和概念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公众的不同概念和理解。在这个基础之上设计出适合的封闭调查问项。在调查的过程中通过客观抽样和主观选取样本来弥补样本误差。
英国的调查重点并不是测度英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并不重要，采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得出的结果可靠度并不高。以至于在2000年的调查中，设计问项中没有科学素养（知识）的内容。调查的重点放在英国科学传播的活动效果，并在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未来科学传播的战略政策和实施方法。调查报告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必须能够随时获得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的信息，科学技术信息必须能够自由流动，公众在了解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参与决策讨论。英国2000年的调查将侧重点放在观察“缺失模型”、“参与模型”适应性上。为了更精确的了解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科学传播的态度，调查将人口统计学指标设计为社会阶层（Social Grade），以便了解不同阶层的公众的不同需求和看法。这个研究的目标是：确定公众对科学态度形成的各种因素；确定对科学不同态度的群体特征；公众对有争议科学问题形成过程中态度的形成和英国现有的科学传播活动的效果。英国的调查思想是明确的，公众的科学素养不是研究的主要目标，因此，也没有指标和调查数据。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的重点政府和科学家共同体是否能有效提供科学传播的活动和信息。在调查报告中，对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定义是：“通过媒体、科学家共同体、政府或者工业界，向非专家群体进行科学传播的行为。这个传播建立在对公众和各界传播者进行传播的有效性研究的基础之上。”英国的调查无疑是为更好的开展科学传播提供详尽的量化依据为主要目的。
据笔者对以前英国调查结果的了解和对主要研究人员（John Durant, Martin Bauer）的观点的了解，他们的调查思想和指标体系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受米勒体系影响的。到90年代中期和后期，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他们的文章和与米勒的辩论中观点的阐述上。应该说，这是英国学者在对科学素养研究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新认识。在2000年英国调查中，杜兰特仍然是重要的学术顾问，我们可以感觉出，他们对这个问题上已经坚定的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四、重新设计
1、重新研究中国的社会主要特征，根据中国社会特征确定调查的目标。在这个研究中，更多参考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开展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主要考虑主要媒体和科学传播活动带来的科学信息，确定公众对中国媒体科学信息的理解程度以及对科学技术态度的关系。在测度科学素养的指标设计上要将知识的适用性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确定，从而确立适合中国公众认知范围的素养指标。从而能够准确了解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变化。
2、改变以往单一的定量调查方法。定量调查无疑会给我们带来精确的数据和量化结果。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忽略社会实际的多个侧面存在的可能性。理想的调查方法应该是统计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1） 涉及大量个案；2） 选取多个侧面并且与整体相联系；3） 通过客观计量和统计把握个案；4） 尽可能客观分析并结合主观洞察和理解得出普遍化的结论。在这个方面应该参考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方法。不仅有定量的调查同时结合点的定性调查，数据不仅可以互补，而且调查报告有血有肉，更加好读。
3、减少系统误差。人口统计变量要求过细导致样本量不必要的增大。比如职业科学素养的数据要求使得已经增大的样本量仍然不能满足分析需要。过大的样本导致现场调查质量控制难度增大。从理论上讲，样本越大精度越高。但是，在满足某种要求后，一定的样本量基本就可以满足需要。美国和英国的调查样本量都在2000左右。欧盟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样本只有1000个。当然，这也和调查者对数据要求有关。目前我们对调查数据的需要可以缩小样本量，保证面访调查误差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面访调查人员应该得到进一步培训，提高面访质量。对于其他变量数据的要求可以通过个案或者小型调查（比如焦点群体调查等方法）方法解决。
4、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应该在问卷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关联度上进行认真研究。当然，这也与我们在对社会形态的认识的程度有关。在这个方面，公众的科学素养变化与信息的渠道和获得的方式有关，而信息渠道在中国似乎更复杂些。这需要通过定性调查首先获得更多方面的了解。农村和城市、不同的年龄的被访者在获得各种信息的渠道是有差异的。
5、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不仅是单一方面的对公众素养水平的测度，通过测度结果了解的水平变化本身意义脱离开因果关系考察价值不大。在这方面英国调查和美国调查很成功，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应该结合其他形式的调查了解社会和各界组织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供了哪些服务和促进手段以及评估结果。美国的调查报告综合了至少20多家研究和大学从各个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教育系统对“创始论”和“进化论”的争论；美国学者Bruce Lewenstein的关于美国科普书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研究以及盖洛普对公众科学态度的研究等。英国2000年的调查则更加重视公众对科学信息提供程度的满意度和感受，以及获得科学信息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从各个角度获得的信息组成了清晰的因果关系。在这方面，科技部的《中国科学技术指南》中有关章节需要改进。调查数据来源的单一性决定了其信度可能不高。
五、结 论
我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引进、理解和消化以后，在研究数据的需求压力下开始自己的摸索过程。这个摸索过程是在本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经历了长达15年的努力和尝试，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不仅体现在获得的数据和结果对国家的决策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过程中。
我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对公众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水平的重视，体现了当前我国政府和学者对公众科学素养低下会导致科学文化无法形成的担忧上。这种担忧来自对中国长期教育中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的忧虑和科学信息的传播的机制的建立。这种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导致对科学素养调查中其他变量研究结果的忽略，导致正规教育思想在非正规教育领域中再现。政府领导和学者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由于中国开始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形态中设计的指标进行对本国公众的测试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在经过摸索和思考以后应该进行改革和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形态特点并设计出符合本国特点的调查指标。这个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先定性研究后定量研究，然后定量和定性同时进行，量化数据和焦点群体访谈以及其他人类学方法相结合。调查应该由多个部门操作，以便从各个侧面获得不同角度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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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call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dea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China in 1990s and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suitability of the model in the particular social situation of China. It also explor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he 5 studies of the Chinese Public’s Scientific Literacy commenc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90s with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constructed by Jon Miller and, the author suggests a reform plan with the idea of reconstructing a new questionnaire based at fully probe studies beforehand and conduct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urveys according to complexity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Conceptualization of Science Literacy; Reconstruction of Questionnaire; Chinese Social System;
Author: Li Daguang, professor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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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