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30日开始，日本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防灾周，各地不断组织防灾演习。规模最大的要算9月1日的全国大演习，以首相小泉纯一郎为首的日本内阁成员负责指挥，总共有80万人参演，日本自卫队、驻日美军和韩国的灾难救援队积极参与。《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工作多年，对此已司空见惯，但有一次让记者印象深刻，那就是2001年，日本动员了44个都、道、府、县的200多万人参加全国防灾演习。在几次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日本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组织能力和自上而下的高效协调让人吃惊。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海外看掩体，国内搞演习
9月10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地下掩体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小泉利用参加亚欧峰会的间隙，参观了地下掩体和芬兰的危机管理中心。这次参观活动非常有特点，因为芬兰在冷战时期是苏联的邻国，是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最前线。因此，芬兰修建了不少应对战争和危机的地下掩体。据报道，小泉这次参观的地下掩体位于商业区的下面，面积达1.5万平方米，装备有过滤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的空气净化机。一旦发生战争和大规模突发事件，这里可容纳6000人。
与芬兰相比，日本应急机制的规模更大。9月1日，日本举行了年度防灾演习。与以往经常破百万的演习规模相比，今年的参演人数并不多，但驻日美军以及韩国的灾难救援队首次应邀参演，而且备受重视。据日本媒体报道，演习假设东京湾北部地区发生了里氏7.3级强烈地震，关东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后，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迅速赶到首相官邸集合，组建抗震救灾紧急对策本部，小泉通过视频指挥整个救灾工作。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首先在中央区晴海码头登上美军军舰，和因为地震而无法回家的“灾民”一起被送到荒川，然后与赶到现场的小泉一起视察了自卫队的紧急“架桥”训练。石原表示，美军参加这次演习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因为军队不仅是用来打仗的，还担负着救灾等任务。日本媒体称，石原的发言表明他希望今后美军继续参加同类演习。
反应时间以分钟计
《环球时报》记者多次采访过这种由中央政府组织的防灾演习，发现与演习有关的准备工作是长期的，而且做得相当细致。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人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附近的地图，图上用十分醒目的颜色或标志注明避难的地点和前往这些避难点的路线。此外，日本有3000多个市、区、町、村，其自主防灾组织率约为60％，多数家庭加入其中。日本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每个家庭、个人、公司的具体利益之上，又具有极强的公益特征。例如日本最重要的防灾组织是“消防团”，各地都有类似过去中国“民兵联防”的消防体系和财政拨款，地区各界推选精干的青壮年出任消防团员。他们经常训练，形成了地区防灾及互助的有生力量。而且他们在平时的地区活动中也是重要的骨干，由此培养的互助体制及组织意识，对于日本国民动员体制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记者的亲身体验为例，日本的住宅区都分成一个个“町”，各个町都有自己的町会。町会的大小事情都通过一个小小的回览板来通知。与中国不同的是，这种回览板不是一块大黑板，立在某个地方，而是16开纸大小的一块塑料板。如果有什么事情，或是国家发下指令，町会就会将其印制成16开的文件，夹在回览板上挨家挨户地传阅。一家看完马上传给下一家，这种传阅十分频繁，而且也通知得十分到位。
在宏观层面，日本的完备立法和财政保障奠定了国家动员能力的基础。在日本的国家动员体系中，最有力量的不是感人的口号，而是完备、务实的立法。用法律动员民众，既可培养民众依法行事的习惯，又可使法律不断修改，更加贴近现实的要求。在最涉及民众身家性命时展现法律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国民守法的意识，提高了国家动员的强制性和效率。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经济上对培养国家动员能力提供保障。以防灾为例，在今年3月结束的2005财政年度，日本的防灾预算为2.53万亿日元，约合200多亿美元。这种经济支持力度在世界各国恐怕都是十分少见的。
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准备充分，日本的动员能力已经在实战中有所体现。2003年5月，以仙台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里氏７级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日本的电视台就打出字幕，报道了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两分钟后，日本警察厅便启动了以警备局局长为首的灾害警备总部，从各个地方的警察机构收集有关地震灾害的信息。日本消防厅立即启动对策总部，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总参谋部立即进入非常状态，并派遣人员前往震区视察。地震发生后６分钟，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就举行了由相关省、厅、局级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内阁府、海上保安厅、国土交通省、总务省等也都启动了紧急状况应对室或联络室。地震发生后２１分钟，驻扎在山形县东根市的第六飞行队和驻扎在青森县八户市的第九飞行队就出动了１４架直升机了解震区灾情，各类救援组织迅速到达待命地点。由于没有发生海啸，而且日本建筑物的防震、减震性能很强，最终没有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却得到了一次检验。
演习的目的越来越多
谈到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学者刘军红说，在日本，从平时状态到战时状态的转换似乎非常迅速、非常容易。在日本人的意识里，“战时状态”泛指各种突发的紧急状况，甚至像金融危机时的紧急对策，日本人也都是以战时状态来理解的。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国家动员机制最大的特点是全民总动员，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行动中。刘军红说，这是日本从二战前和战时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举国动员的传统。像这种全民动员的能力，当然不仅是应对自然灾害的，刘军红说，包括恐怖袭击、战争在内，所有的紧急状况都需要依靠这种能力来应对。对此，日本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讳言国家动员能力随时都可以转换成战争动员能力，像征用民间设施、动用民间组织等等机制，拿过来马上就可以用。
本报记者在日本也感到，近年来，日本的防灾演习已经从原来的单纯应对自然灾害发展到了反恐以及应对外国特种部队的小规模入侵等综合性、多情况的演习，这些演习逐步演化成了国家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不同方面，建立了以内阁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的危机管理体系。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动员体制的变化也表明日本国家动员体制的内涵在不断扩大。众所周知，日本自卫队中的士兵很少，基本上都是军官。近几年，日本在逐步减少现役自卫官编制的同时，扩充了预备役部队。2005年3月底，日本正规部队的兵员下降到了16.7万人，但各类预备役自卫官增加到4.3万多人。最近，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对内部信息的管理，规定遇到各类重大突发性事件，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部门以及相关机构的各种信息必须实施密码化管理，不得采用明码发报，以免泄露相关情报。这些情况表明，日本培育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是有多种考虑的。
日本的动员能力为何这么强
日本扎根基层、上下互动的国家动员体制，是日本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生活及生产活动的重要支柱。日本以不利的自然环境、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坎坷的近代化进程，成长为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很多并不是依靠欧美近代化中“市场竞争、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等概念，而更多的是依靠社会组织及动员机制的力量。日本企业的微观组织、街区的和谐共处、各种行会的自主治理，都表现出日本的这种特征。
此外，日本国民的组织意识非常强，它以充分的危机意识及法律文化意识为内核，并且建立在自觉性和知识化的基础上。高度的心理共识形成了一种“自组织”状态，因此多灾的日本却比一般发达国家要安全。邻里之间，町、村乃至企业及整个社会各界相互协助的一体感，很大程度来源于这种“同舟共济”的心理。尽管从负面来看，这似乎与日本民族的“狭隘”倾向有关。但日本人这种组织形态和以服从为特征的纪律观念，可以克服长期和平生活养成的麻痹与松散，今后也会在集团性生产和军事动员中展现出惊人的能力。（●驻日本特约记者 庚 欣 林梦叶 ●特约记者 张莉霞 ●记者 程 刚）（《环球时报》 2006-09-12 第07版）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