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丽我的伤痛
医院的一场又一场战役
2006年9月1日，周五，正是全国各中小学、高校开学报到的日子，地处北京西郊八大处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恢复了应有的幽静安详。
曾被媒体誉为“亚洲第一刀”，独创面部美容黄金分割理论的陈焕然博士终于可以躲起来休假了。曾主刀和修复过国内80%的变性手术的陈近两年却被疯狂的求美者包围，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的办公室门槛几乎被踏破，两部手机从早到晚交响乐般交替着奏鸣，尽管他从来都是转到秘书台，但这并没有阻挡他的日门诊量与日俱增，“最多一个下午看了58个病人，一天十几台手术”。
以眼部手术知名的主任医师张海明虽然没有休假，但总算可以找到空暇坐在办公椅里，满足地抽两口香烟，放松一下情绪。虽然这天下午仍有三个手术等着他，但显然这样的工作量对日手术量曾达到11台的张来说，已经很轻松了。从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张海明共做了200多个手术，是日常接诊量的好几倍，而他知道，现在的轻闲也只是暂时，一个月后的十一黄金周，三个月后的寒假，一场又一场皮肉大战将要展开。
在整形医院医生的脑海里，过去两个月的整容高潮无疑是喧闹嘈杂的。赵薇、章子怡、孙燕姿、张娜拉被拆成了鼻子、眼睛、嘴巴摊满了医生的办公桌，求美者的要求五花八门，低的垫高，单的变双，胖的吸瘦，还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厌其烦地折腾着脸部的每一个零件。张海明的一个20岁的病人，在过去的三年间忙碌地奔波在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医院和美容院间，仅脸部就做了十几次手术，结果“看上去像四十岁——多余的皮肤没了，该有的脂肪和肌肉也没了，整张脸靠颧骨撑着，没有任何美感”。病人惟一的要求就是还原，但张遗憾地对她摇头，“脸上的皮肤布料已经彻底用尽了，皮下布满了疤痕，这是神仙也救不了的脸。”
“中国的美容产业是爆发式的增长，”陈焕然担忧地说，“而现在已经进入了返修的高峰期。”
据整形医院党办发展部的崔青介绍，2005年的7月整容高峰期，整形医院只有几天的日门诊量达到200人次，而今年，几乎整个7月的日门诊量都超过200，甚至突破300。明年会怎样，崔不敢预测。
疯狂的求美者
周五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原副院长、63岁的李森恺教授出专家诊的日子。风暴在他这里看不出任何结束的迹象。半个钟头后就要上手术室，此刻他却无法脱身，助手连说了几遍门诊结束，但阻挡不了人流继续往里涌，李无奈地直摇头。
一个穿低腰牛仔裤，皮肤偏黑的瘦女孩挤了进来，在李森恺面前坐定。
“大夫，你看我的眼睛，还能修吗？”女孩的眼睛双得厉害，眼皮奇异地凹陷。
“不好做，”李用手在她的眼皮上轻轻按压，“眼皮里的脂肪都被挖空了，是不是老觉得眼干？”
女孩连连点头。
“漂不漂亮是别人看的，难不难受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眼干？人的泪腺都在眼皮的脂肪里，脂肪去了，泪腺没了，能不干吗？”李的语气很不客气。
“那怎么办？”女孩开始焦急。
“没办法，眼睛的外形还能忍受，你应该担心功能，将来会得干眼症，平常多点眼药水吧。”
女孩没有给自己太长时间难过，“鼻子能动(手术)吗？”
“之前在哪儿垫的？”
“xx医院。”
“鼻翼有点大，可以从里面切掉一小块楔形，一段时间内会发红。”
“下巴……”
“没必要做，都这么尖了。”
“还有我的肚子，还有大腿，想吸脂。”办公室一片哗然，女孩生怕别人不信，掀起上衣，双手用力在平坦的腹部揪起一小撮脂肪。
“看这里，能吸成皮包骨头的样子吗？”
“你多大，干什么的？”李的神情有点忍无可忍。
“23，卖服装的。”
“嗯，赚了点钱，就想着法折腾自己？”
女孩似乎没有听到李的奚落，迅速地撩起后腰的衣服，露出大片发青的皮肤。“大夫，我屁股上的这块胎记能祛吗？”
“这不是胎记，我怀疑是纤维瘤”，李的神情严肃起来，“我劝你别做(手术)，知道的也没人敢接，一刀下去就是200ml血，止都止不住。”
女孩将信将疑。
“这么跟你说吧，人的血管是长江，这纤维瘤就是洞庭湖、鄱阳湖，弄破了，血水就决堤了，懂吗？”
“那我的腿能做……”
“你现在就鼻子能动一下，而且改变也不会太大，其他就不要考虑了，以后谁告诉你腰上的是胎记，能祛，都不要信，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知道吗？下一个！”
进来的是一个穿条纹衫，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手里拿着一盒胶原蛋白填充剂。“条纹衫”今年五月在福州一家小医院用这种填充剂垫了下巴，但手术后，下巴不但失去了层次，还引发感染，她希望李能把这些填充物取出来。
“我的建议是不取，一取，下巴就没了，因为原来的肉已经被切掉了，而且也取不尽，它们都是散糊状的，会并发更大面积感染。”
“条纹衫”哭着离开了，与一个顶着摇摇欲坠的高鼻子的中年女人擦身，李直摇头，“做了好几次了吧？鼻子原来的组织结构都打乱了，恢复不了。”
一个母亲领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走了进来，女孩的下唇半年前切除了一个血管瘤，左唇角三分之一缺失，留下一块丑陋的凹坑。
“看了一上午，这才是真正需要整的，”李轻吁了口气，认真地与孩子母亲交流，定下了手术的时间。
“美容和其他任何事一样，都要讲个‘度’，”门诊结束，李边洗手，边对记者说，“哪些愿望可以被满足，哪些应该拒绝，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而他们(患者)要考虑的是，顺乎自然，做应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更不要做做不成的。”
而另一边，张海明在办公室里的短暂轻闲也被打破，一个穿黄色吊带衫，身材纤巧的单眼皮小美女找到他做重睑(双眼皮)，女孩叫姜梅(化名)，刚从护校毕业，从长沙专程赶来。张打量了她一下，神情有点兴奋，“她是个好胚子，很适合做。”“要自然，眼尾要挑起来。”姜梅强调，张点头，双方敲定下午3点手术，整个过程不足5分钟。
高考前的“修炼”
这场风暴同时还毫无例外地席卷了仍在发育中的青少年。
2002年，大连一个母亲领着自己12岁的女儿去美容院做双眼皮，引起舆论哗然，而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陈焕然接诊的求美者中，青少年的比例已经达到80%，其中，未满16岁的竟占30%左右。四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代孩子是看着韩剧日剧，追逐着张娜拉长大的，他们对人造美女太不排斥了。”
而令陈害怕的是，年轻的妈妈们对孩子的整容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支持，在陈的办公室，经常可见脸上裹着纱布的年轻母亲，一边指着身边的孩子让陈为其做“打包”处理，一边鼓励吓得直哭的孩子说：“不疼的，瞧，妈妈都做过。”“这些母亲用自己的求职、恋爱和社交上的惨痛经历总结出的名言是，容貌是如此重要，我要让我的女儿有更广阔的空间，不能让她重蹈我的覆辙。”
于是，越来越多的母亲更愿意为孩子定制一个鼻子、一张嘴巴或者一副双眼皮作为对孩子生日、考试的奖赏。
陈焕然更惊异于现代孩子“超强的智力、体力与对新事物的容纳度”。陈曾不止一次被自己的小病人骗过，“他们对我隐瞒年龄，隐瞒几天后参加高考的事实，手术后眼睛、鼻子上裹着纱布进入考场，父母也心甘情愿地做帮凶，而且他们居然能考得很好，说自己是内外兼修。”
“我坚决反对未成年人整容，除非确实有病理缺陷。”李森恺说。李的理由很简单，青少年的生理、心智都没有发育成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骨骼、肌肉还承受不了绝大多数的手术，他们也对即将付出的代价无法预测。”李森恺从业几十年，他的门诊手术中，40%左右是修复，对于这种弥漫在年轻人之间的整容狂热即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再清楚不过。
“他们整容的动机很明确——明星崇拜，但他们的要求却很模糊，整哪里，怎么整，几乎没有概念，把一切都推给医生。”而陈焕然认为这样形成的恶果是，几年后，这些孩子形成了独立的审美观，90%以上会认为，原先的手术是糟糕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自己。
陈焕然在几年前就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标准：18岁以上，心理正常且身体允许的，可以做；16岁～18岁之间，欲手术部位发育完全，有父母陪同，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个性化的审美观并且有充足的说服医生手术的理由(比如从事演艺行业，考取艺术类院校等)的，可以做；14岁～16岁之间原则上不做，除非有上述第二项的条件和理由；14岁以下，坚决不做。
但在一波波整容浪潮、人造美女宣传的袭击下，行业内几个医生的职业道德抵御显然势单力薄，令陈焕然们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正视的是，那些被他们拒之门外的稚嫩的求美者又义无返顾地涌向各个城市中大大小小的非法医疗美容场所，在那里，大群贪婪的持刀者在等待着飨用他们的盛宴。
姜梅觉得，整容就像一场传染病，周围的人都“得”了，自己无法免疫，也在情理之中。
对整容医生来说，眼皮上方的分寸之地，却是将士驰骋的万里疆场。
三年备战
下午2点50分，姜梅和女友再次走进张海明的办公室。医护专业的出身让姜和大夫的交流明了顺畅。
“是切割还是埋线？”姜问。这是目前国际通用的两种重睑手术的方式，切割的优点是效果好，保持时间长，但做坏了不可恢复；埋线不满意可修复，手术效果却不易维持。选择何种手术方式一般由医生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姜对此显然做足了功课。
“切。”张答。
“一定要自然。”姜不放心地重申。
张海明笑了一下，取出数码相机，给姜的面部拍了一张照片，似乎觉得姜的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回答。
3点15分，姜梅办完缴费手续，和女伴返回，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等候。
“为什么一定要做双眼皮？”在记者看来，姜的单睑眼睛明亮，灵气，颇具古典韵味。
“我想了三年”，姜顽皮地吐了下舌头，“说实话，忍着不做，化妆以后也不丑，可不做心里老惦记着。”
姜梅此次来京，本是陪着表姐做鼻子修复手术，30岁的表姐半月前在长沙的一家美容院做了隆鼻，但纱布拆除后，表姐看到镜中的自己几近崩溃，“鼻子得至少半年才能完全消肿，看出效果，但她等不及，坚持认为自己变得奇丑无比，还要和美容院打官司。”
来到整形医院，表姐被医生劝退：两次手术的间隔时间至少得半年以上，否则新手术将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与创伤。
“我觉得她是手术前的期望值太高了。”
姜梅觉得自己有颗平常心，“瞧见没？我的睫毛是下垂的，我想眼睛双了以后，睫毛就会自然翘起来，另外，我的眼睛因为近视有些变形，我希望手术可以让眼尾挑起。”
手术决定是姜梅头天晚上下的，她没有告诉长沙的父母，因为知道他们肯定会阻拦。姜的朋友中，有的赞成，有的坚决反对。做，不做，姜在两个答案中徘徊了三年，她今年20岁，觉得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作出选择了。
“我周围有好多朋友做的，在美容院，300块钱。”
“好看吗？”记者问。
“……谈不上好看，可也难看不到哪儿去。所以我想，我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应该不会比他们差吧？”
姜觉得，整容就像一场传染病，周围的人都“得”了，自己无法免疫，也是情理之中。
“会不会做了眼睛又想垫鼻子，做其他的地方？”
“不会”，姜斩钉截铁，“我认识的好几个女孩就这样，不停地做，最后脸上都没原装的东西了，可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漂亮了，”她想了一下，“顶多再做个光子嫩肤。”
3点45分，渐渐失去等待耐心的姜梅终于被通知进入手术室，她用手拍了拍胸口，眼睛里闪烁着兴奋，“我开始紧张了。”她对记者笑着说。踏上手术室楼梯后，她回头不安地嘱咐女伴，如果自己5点后还没出来，就让她先打车去北京西站取票，姜定的是下午六点返回长沙的火车，而整形医院与北京西站之间的距离近30公里。
填写手术同意书的过程在姜看来繁琐冗长，她不时看表，向张海明的助手——一位帅气的年轻男医生询问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4点整，姜梅如愿躺到门诊手术室的床上。助手麻利地将她的头发、脖子，胸部用白色手术单包裹起来，只留一张素面。“不换手术服吗？”姜对此似乎有点遗憾。
助手俯身，用酒精棉球对姜的脸进行反复严格的清洗。姜淘气地皱了下鼻头，“这么难闻，是酒精吗？”
“是，你想用五粮液消毒吗？那得多花500块。”两人都笑了。
助手开始准备手术用具，像裁缝一样用持针器将线纫到针里，然后，美兰(手术中用来画眼线的颜料)、麻醉剂、11号尖刀、镊子、剪刀、纱布、消毒棉球、尺子，一一被按手术顺序整齐地摆放在洁白的手术桌上，像是为一场宴会精心准备的餐具。将止血用的电刀通上电源后，助手坐回在姜的身边，“别紧张”，他对姜嘱咐，“这话我常对我的病人说。”姜眨了眨眼，深呼吸了一下。
三十分钟的战役
4点20分，手术室的门打开，戴着口罩的张海明一阵风地进来，“灯光”，他抬起右手，向身后的护士示意，举止像掌控舞台灵魂的艺术总监。
无影灯“啪”地打开，姜梅反射性地闭紧双眼。
张俯身向姜梅，“睁开眼，好，闭上。她的眼睛很大，又长，眼皮不肿，最适合做。”张对记者说。
“天生的美人胚子。”被裹在白色手术单中的姜不忘形容自己。
张海明拿起蘸了美兰的牙签，端详了一下，在姜梅的右眼皮上画出一条弧度优美的线，随后，在紧挨着第一条线下的约一毫米处画出了第二条。
对整容医生来说，眼皮上方的分寸之地，却是将士驰骋的万里疆场。
“中国人的尺寸一般是眼皮上面7毫米，多了假，少了没有效果。”张一年要做三四百台眼睛手术，包括重睑(双眼皮)、去皱、去眼袋和开眼角，还有相当数量的“坏”眼睛的修复，毫厘在他的脑中必须像尺米一样明确清晰，张拿起尺子，在刚画的线下一量，刚好7毫米。
“你的双眼皮多少毫米？”沉默了一段时间的姜梅忽然问助手。
“没量过。”助手愣了一下，笑了。
真正的战役开始。
张海明将模拟眼皮弧度的麻醉针头慢慢从姜的右眼角推入眼皮，姜的眼皮迅速鼓起核桃大的亮晶晶的水泡。
毫不耽搁的，张海明拿起尖刀，沿着之前画的第一条弧线流畅地划下，没有任何顿挫和差错，姜梅的眼皮霎时成了决堤的蓄水池，血、水迅速大量地涌出，助手麻利地用纱布轻轻按压刀口，用棉球擦拭血水，紧接着，尖刀在第二条弧线上划下。
张用镊子将两刀间的一条红色的皮肤组织摘下，持起剪刀，剪开了失去皮肤组织的两条弧线间的肌肉。剪刀与肌肉的摩擦发出剪布料般的“哧哧”的声音，姜握紧了拳头。
“长沙人？”张海明意识到了姜的紧张。
“湖南很多漂亮小姑娘都去参加超女了，你也去吗？”
姜没有做答。
剪刀在层叠的肌肉组织中探寻，前行，不一会儿，张又用镊子夹取出一条完整的红色肉皮，接着，在破离的肉缝中继续翻拨，剪出几条细短的肉线。
在外行看来，这些被取出的肌肉与留在眼皮内的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有手艺精深的整容医生才知道，这些皱褶间藏着多大的玄机，薄不可，厚不可，深不可，浅不可，一旦肌肉结构被破坏，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疤瘌眼、眼睑外翻或下垂，双眼无法闭合”，而这些，都是永远无法修复的。
“分”的战役结束，姜梅的眼皮上出现一条细小的沟渠。
“合”的历程开始。
张海明持起针线，由厨师摇身变成了裁缝。
缝合从眼皮中部开始，弯头的缝合针在分割开的眼皮间穿梭，线在张左手的剪刀尖上利落地翻转，打结，助手迅速剪掉细小的线头。
第七针的缝合在姜的眼尾处结束，宣告着右眼的手术完成，历时10分钟。“双眼皮手术不复杂，但做好很难，要修复更难，因为人的上眼睑是动态的，另外，当然还要讲求两眼的对称。所以我们常说，人要是只有一只眼睛，就少了很多失败的手术。”张海明露出手术中难得的笑容。
“自然吗？眼角是挑起来的吗？”姜梅迫不及待地问助手索要来镜子，观察战果，事实上，目前的她只能通过左眼在镜中看到被白色纱布覆盖的右眼，这让她有点懊恼。
接下来，左眼的战役开始，一切顺利地进行，惟一的意外是在左眼缝合到第六针时，张海明将打了结的线头剪开，在原先的针眼旁的零点几毫米处重新进行了缝合，“调整一下”，张说。
4点50分，手术圆满结束，用来应付突发失血的电刀没有派上用场，姜梅的眼睛上的大水泡没了，但是，彻底的消肿需要近一年的时间。
张海明脱掉橡皮手套，像来时一样迅速地离开手术室，手术厅里的护士用广播预告着他的下一场战役——隆胸。
助手留下来清理战场，“28分钟，”记者对他说，“一些美容院的广告说只要3分钟。”助手摘下口罩，不屑地一笑，“不可能，除非他们做的不是人。”随即转身离开。
“感觉怎么样？”记者问正拿着镜子，微仰着头，从纱布下的缝隙中端详自己的姜梅。
“没感觉”，她说，随后像是问自己，“我真的做了？”
5点整，姜梅走出手术室，女伴神情焦急地迎上来，两人手牵着手，匆忙地走出医院，追赶即将在一个小时后开往长沙的火车。
在长沙，等待着姜梅的是对她的改变不知情的亲友，和她因此而要小小改变的生活。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陈焕然大夫并不知道，小文在回到陕西的短短十几天后，整容的念头又像毒草一样在她的心中复萌，蔓延，而且，这一次来得更加坚决。
小文妈妈在电话里向记者倾吐的语气充满无奈和伤痛：“我和她爸爸都觉得无药可救了。”
“不整怎么活啊！”
2006年7月初，16岁的小文在父亲的陪同下从延安专程来到北京，找到整形医院的陈焕然，提出变脸的要求。
见到陈焕然的第一眼，小文“哇”地哭了起来，哭泣持续了一整天，小文没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陈焕然判断出，这个小女孩的内心隐藏着某种创痛。
第二天，陈焕然从小文父亲不情愿的陈述中，了解了她的隐伤。
在过去的四年中，因为被同学反复讥笑是“丑女”，小文慢慢自我封闭，最终患上轻度精神分裂，在西安一家医院的精神科接受了45天的治疗。出院后，小文坚持要求来北京找陈焕然整容——她提出要做小龙女刘亦菲的翻版。
陈焕然拒绝了她的要求，理由是，一，除了眉毛过浓，皮肤略黑外，小文的五官端正，没有手术的必要；二，小文的问题出在心理，“给心理异常的人错误地动刀，只会错上加错。”
小文并不甘心，以后的几天下午，她都准时地出现在陈的办公室，与这个她认为可以扭转自己命运的医生“讨价还价”。
陈焕然耐心地与这个孩子展开拉锯战。他发动办公室里蜂拥而来的求美的姑娘们对小文的容貌进行正面评价，但小文始终不愿抬头，只是从刘海的缝隙中打量周围的女生。
之后，陈请来心理学、社会学专家为她会诊，疏导，激励。小文动手术的决心慢慢松动，父亲感激地将心理专家的话录了音，带着日渐开朗的女儿返回陕西。
2006年8月26日，回到家中一个多月的小文，在记者打来的电话里用嫌恶的语气再次对自己的容貌进行了彻底否定：“我的脸有很大缺陷，上小下大，脸蛋很胖，特别黑，眉毛特别粗。”她给自己下的结论是“根本不像正常的女孩”。
小文的母亲说，女儿回到家后的头十天，心情很好，每天晚上坚持听心理专家为她开导的录音，但十几天后，她放弃了。
“他们说的我都会说，不要做别人的奴隶，要自强，可他们没有我的经历，怎么理解我的痛苦呢？”
小文上初一的第一天，班里一名正在喝水的男生见到她，将口里的矿泉水“扑”地喷出来，“‘丑女来啦’，他指着我说。”
小文曾试图用优秀的成绩来向同学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如愿考上陕西一所重点高中后的她发现，笼罩在头上的羞辱并没有因自己的反击消失，2006年2月的一个晚自习上，几个同学对她说出了更为难听的奚落：“长得这么丑，还不如死掉。”内向的小文涨红了脸吼了回去，“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全班哄堂大笑，一个同学捂着笑疼的肚子说：“都长成这样了，温柔还有什么用呢？”
小文大哭着跑回家，从此再不愿迈出家门。
3月15日，小文住进了西安某医院的精神科病房，每天要吃安坦、博斯清、解郁静心胶囊等20多粒药片。
“我根本没病，这些药对我身体的伤害太大啦。”45天后，她称自己病好了，很快办理了出院手续。
从北京回来后，小文继续把自己封锁在家里，“一出去就头晕眼花，不会走路，面部神经都不会笑了。”此外，她总能看到街上行人对她投来的鄙视的眼光。
小文现在已经忘了刘亦菲，她的目标转移到了家中墙上挂历里的一个女邮递员，“我要整成她这样，额头是宽的，眼睛大大的，下巴尖尖的，嘴巴小小的。”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在家自学，19岁考上大学后，再拿着这幅画去找陈焕然整容，因为那时自己已经成年，陈不会再拒绝她了。
“不整怎么活啊！”她在电话里发泄性地长叹了口气。
整容，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不能怪这些孩子，”陈焕然感叹，“现在整个社会太看重容貌了，你的内在必须得在一定外在的基础上才有释放的空间。”
陈将小文的个例理论化地总结为：人在青春期，除了生理发育外，心理上还有两套系统需要建立，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外界评价，两者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如果自我评价系统很薄弱，就会完全屈服于外界评价。
“这也是我不主张未成年人整容的原因之一，他们很容易被外界评价击倒，心理上对自己的容貌产生极端不认可，这时不要妄想通过整容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那样只会让他们陷入一整再整的漩涡，因为在心理问题解决之前，他们永远会用否定的眼光看待自己。”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咨询科主任，心理学专家屈英对此表示赞同，“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做了19次眼睛美容手术，还是不满意，这不是整容本身带来的，而是她早就有了先占的优势观念——对自己的容貌完全否定。”
“现在媒体和民众对美容手术的理解普遍简单化：想要胖就填充、想要瘦就割除，然后缝合。然而，面对单纯以“变美”为目的的患者，心理治疗是与手术同样重要的环节。”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专家李森恺称，目前，在整形外科领域，至少20%～30%的求美者存在心理问题，青少年心理出问题的更多。
小文的父亲称，小文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期间，同科室竟然住着20多名和她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未成年人，其中不乏因对自己的容貌极端自卑而产生心理障碍的。
“从数量上看，回龙观医院近两年接收的因整容或为整容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例并没有明显增长，但不能排除的是，很多人在心理和容貌的双重隐私的压力下，宁可选择放纵问题在自己身上扩散，也不愿走出来接受治疗。”
而屈英认为，这种放纵无疑是危险的。屈曾收治过一个十几岁的患者，为了美，从神经性厌食，到神经性贪食，最后找到了新的平衡点——整容，家人忽视了她的心理问题，一次次纵容她的要求，但女孩很快陷入了整容的漩涡，只要家人反对就以绝食要挟，“她被家人送来时已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因为她已经在对家人反复的要挟中发现，自己可以从这种自我放纵中获利。”
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整容手术带来的后果，“即便这个手术从技术角度看，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张海明曾遇到一个年轻的患者，隆鼻后又连做了两次修复手术，仍嫌鼻子变化太大，垫得太高，“我告诉她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做了，因为她根本就接受不了改变后的自己。”
屈英曾有一个门诊病人，割了双眼皮，有人说好看，有人说不好看，而她自己越来越在意，天天对着镜子找毛病，慢慢觉得自己手术做得很失败。结果，这个病人失明了。
“这是典型的癔症。她的眼睛没有任何功能性障碍，只是不能面对手术带来的压力，于是在潜意识里寻找一种平衡。而潜意识告诉她，如果她看不见了，就不用再接受别人的评价了，就会让别人的注意力从她的眼睛上转移了。”
“整容手术的效果是显性和客观存在的，但其可能带来的心理的创痛却是隐蔽和易被忽视的，不管手术成功还是失败，患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实际是心理重建。”
而屈英认为，人们的心理问题往往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近两年心理学界致力于研究的青少年网络依赖症便是很好的证明。而在社会、舆论掀起一波波整容热潮的今天，重视整容风气对社会人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或许并非是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