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传统的唱片、演艺公司，还是无线增值领域里的CP公司，与艺人、版权人之间自然会形成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如何调整、适应、处理好这种关系，对双方的合作与发展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若处理得当，便会生成相互支持、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否则便会加深矛盾，出现比如冷战、跳槽、翻脸，甚至对簿公堂的事情，给双方的声誉与利益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如今，更多的音乐公司与艺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在诸多选择中，大多数公司与艺人不约而同地首选了“非独家签约”的形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合理、明智的选择。
一、“非独家签约”与社会及产业发展趋势吻合
如今，实施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业者意识的提高，行业分工日益精细、专业化，使更多更深的合作成为必然。
现代音乐业对艺人或作品的制作包装推广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就现实而言，没有什么公司——哪怕是大公司——能做到完善，包打一切。比如有的公司优势在于造星，有的在于演艺，有的在于唱片，有的在于宣传，有的在于增值……不一而足，没有谁会面面俱到。而且从音乐产业发展角度，同样也没有谁要求自己这样。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消耗，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独家签约的形式由来已久，原本也是唱片、演艺公司的优先选择，以为这样能够对艺人实行管理，使自身利益有所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往往统揽指挥艺人的一切，从小说仿佛一位保姆，从大说仿佛一位家长，吃喝拉撒无不照管。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艺人的资源难以发挥最大优势。
比如像飞乐公司那样一下签下十位歌手及组合的方式便值得商榷——其中包括潘晓峰、陈少华、陈星、香香、杨臣刚、陈旭、阿果、正午阳光乐队、黑客组合、高娜。这一举措曾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大创举”。但现在回头来看，陈少华已转投龙乐公司，杨臣刚一直官司缠身，所有人中除了香香，实在我们连歌手的名字也很少见，更不要说发挥优势了。
而反观“非独家签约”，形式之一就是将艺人的资源分离成不同部分，使其各自寻找到相应的归属。比如著名歌手腾格尔，其演艺约在天堂公司，而彩铃约在龙乐公司；比如红极一时的刀郎，其唱片约在环球，其彩铃约在太麦。这是一种拆分方式，还有就是整合，比如大SP公司华友世纪为了打造超女张靓颖，特别与擅长此道的华谊兄弟公司联盟。
由此可见，今后将很难再见到那种大包大揽，闭门造车的情况，优势合作、资源互补将在一个强大的趋势。
二、“非独家签约”符合以人为本的宗旨，是对双方权益的尊重
不能说所有“独家签约”都具有不良结果，但至少对那些合作不成功的，那些产生尖锐矛盾的艺人及公司，其原因无疑不是因为一纸协议使双方都落入了尴尬的境地。而双方比较，艺人相比公司总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最直接的受害者往往是艺人。
这样的事例由来已久，举世皆然。
2001年9月，上百名世界乐坛知名人士齐集美国加利福尼亚，出席议院听证会并作陈词，希望摧毁加利福尼亚劳动法中一些歧视音乐人的法律条款，打破音乐人与唱片公司的签约僵局，从此结束音乐人“不公平和受剥削”的地位。在漫长的合同期里，这些音乐人被“捆绑”着，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透气”。而且一旦歌手没有如期完成合同规定的唱片数量，唱片公司还可以就此起诉这名音乐人。这种规定无疑是不合理和危险的。音乐人认为：他们往往是在毫无阅历和年轻无知的情况下签的合同，对他们来讲这种合同带有明显的不公平性。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制于又臭又长的“服刑期”。
在国内，原新索音乐旗下的满文军的跳槽也同样说明了这点。满文军曾与孙楠、陈明等人一样是内地流行歌坛的中坚力量。不过，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太好，他直言这正是自己坚决跳槽的原因。“我觉得与新索的合作很不愉快。我签约新索四年，出了三张唱片，但是很多歌迷却不知道。他们做事一向是虎头蛇尾，宣传推广到最后是越来越差。”
新索音乐前身是索尼唱片，为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索尼旗下艺人曾盛况空前——毛宁、满文军、陈明、金海心、王子鸣等众多当时内地当红的歌手都在其列。后来刘欢、金海心、满江、陈明同时与索尼公司提前解约。再后来加盟的陆毅也表态将与公司决裂。满文军指出：“从台湾来的所谓唱片业精英是否能够把握准内地的市场，这是值得商榷的。”由一纸合同“浪费”了四年青春的满文军的教训值得思考。艺人的青春是有限的，谁会为他们的损失埋单？
再如曾“愤离”滚石唱片的任贤齐、黄品源、小虫和光良，曾对公司忠心耿耿的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跳槽。小虫说：“离开是因为公司不再有我的梦想，他们甚至欺骗了我。”凭借《童话》无限风光的光良说：“当初制作《童话》时，滚石唱片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坚决否定这首歌，然而《童话》却创下佳绩。我们的音乐理念是不同的。”
再比如倪睿思，这位2000年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组冠军、观众最喜爱歌手奖获得者直到4年后才得以正式进军歌坛，而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就是她与某唱片公司轻率签下的一纸“卖身契”般的合同。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倪睿思与该唱片公司就合同问题开始了漫长的诉讼过程。最终，法庭判决倪睿思赔偿该公司人民币18万。直到2004年，结束官司的倪睿思才得以推出了首张专辑《倪主角》。
相反，由于独家签约使公司受损的例子也有。比如广东音乐人李广平曾被签约自己公司旗下的女歌手雅炫告上法院，要求其退还制作费２２万余款及保证金２０万元之事。直至今年５月，此案才终于有了结果，音乐人李广平竟借助测谎鉴定才使自己胜诉，创下音乐圈首例动用测谎仪来辨真假的案例。李广平感慨道：“打一场官司太劳心劳力。”在谈到再签新歌手时他依然心有余悸。
由此可见，独家签约的不利之处至少表现为四点：一是艺人失去基本的自由与创作力，变成了“绑架婚姻”；二是由于“水土不服”，限制了各自的长处；三是在于公司与艺人的志趣方向有所不同，南辕北辙，终于不欢而散；四是公司极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与艺人“大打出手”，势若水火。
相比之下，“非独家签约”则能够减少或避免人为的纷争，保证双方选择的相对自由，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合作关系。
三、“非独家签约”有利于艺人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公司间的良性竞争
以前的艺人——尤其是一线当红艺人——争夺战多由谋求独家垄断的原因造成，所以挖墙角、闹跳槽，纠纷不断。艺人是身在操营心在汉，公司是百般设限，宁毁不放。
现在不同了，“非独家签约”形式使艺人的权利被进一步细化，再没有“卖身契”般的合同，更没有杨白劳似的苦主。
一般而言，如今一个艺人的价值可以被分割为几大部分。如演艺约、唱片约、代言约、彩铃约等等。各公司单负责自己擅长的部分，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开展业务，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以上是对艺人本身的划分。还有一种形式以作品为基础的划分。这在无线增值行业已非常普遍，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方式是一个艺人的作品与多家CP签约，通过代理方式向SP授权。而在其中的推广及经营中，不同的CP、SP所面对的地区及用户群体不同，所做出的市场业绩自然有所不同。这样做的益处一是可以将艺人的作品推广开来，普及成面，使艺人利益达到最大化。而非单线作战，使缺乏利益保证；二是使艺人可以在多个CP中进行比较与选择，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
比如著名歌手陈少华，其歌曲《别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在彩铃推广过程中，北京龙乐公司由于业绩出色，为其创造了很好的收益，所以他又选择与龙乐公司进一步签下了演艺约，在新的领域共同发展。
所以只有具备较为自由、开放的形式，才有利于艺人的发展与选择，有利于艺人经营者的有效竞争。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钱大家赚”。这句话对今天的行业经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并不见得所有人在实际运营当中都去遵循这个规律。追求“买断”、“独家”者大有人在。但事实证明，这样选择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大家赚钱的机会，往往连一家赚钱的机会也将不复存在。
四、“非独家签约”是互惠双赢的基础，能够充分体现双方合作智慧及合理性
事实反复证明，“独家签约”的结果往往只是单赢，更有可能是双输。就是说很可能有受害者，而“非独家签约”方式就和时下被普遍认可的“分成”经营模式一样，是一种没有输家的机制。
以彩铃为例，目前公司与版权人的合作方式主要采用一次性买断或分成两种。就买断而言，公司需要先期投入，这对版权人似乎有利。但向深处看，假如作品滞销，则公司受损；假如作品大卖，版权人则会一脚“踏空”，后悔不迭。许多身价过千万的歌曲就是例子，其中版权人所得甚少。而分成模式的合理性就在于，虽然被公司抽去一小部分利润，但是却保证了既不会“踏空”，又规避了失去后续回报的风险。在这样的模式下，经营好的就会达到双赢，至少也能保证没有输家，更别说两败俱伤了。
五、“非独家签约”能增进公司与艺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双方选择更为自由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相比独家签约的固定模式，“非独家签约”将使艺人及公司都获得相对宽松的选择余地。由于不同于大包大揽的独家方式，艺人对自身的发展还会有相对独立的建议与决定权，公司也能够根据艺人的要求进行工作，使双方达到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
而独家签约将使艺人的一切都成为公司行为，公司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及保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公司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严重些说就是形成了所谓的“买卖关系”，艺人的一切都得服从公司安排，个人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大公司情况会好些，独家签约艺人少的情况会好些，而一旦公司实力不足或艺人渐多，那么势必会使艺人与公司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造成双重的矛盾与负担。
有一个浅显的道理，“走小路不如走大街，吃套餐不如吃自助”，虽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当初的选择中，艺人和公司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综上所属，“非独家签约”不仅是一种合乎双方利益，符合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模式，也是减少纠纷，保证经营正常有序进行的手段。它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