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
拥侯派对他的乡土情怀欣赏不已之余，不忘抨击杨在作品中“刻意”呈现的疏离冷酷。但是我说杨于我特别亲近、亲切，正是因为那些疏离感准确反映出经常生活在不安全感下的现代人，如我。
我的朋友Norman寄来他走了的电邮时，刚好我在计算机旁边，读毕电邮，眼睛盯住题旨EdwardYang(杨德昌英文名)很不舍，人生的好些“分离聚合皆前定”又一一回到眼前。
一切由1983年年初的某个星期天开始。那日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荣念曾对我说：“明天在太空馆有场试映，你应该会喜欢那电影的，去看看吧。”当时没有多少人听过导演是谁，但在翌日匆忙赶上那场放映后，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会把这部《海滩的一天》看上好多次，同时我也记住了导演的名字，他叫杨德昌。
至今我还记得张艾嘉在片中的角色叫做佳莉，姓林。
我也姓林，但与主角同姓不是使我对电影产生认同的主因，而是她从父权家庭出走，与思想不成熟的男友早婚，及在丈夫失踪后觉醒的故事强烈地打动了我———那个有着类似成长问题的我。
杨德昌如是成为于我特别“亲”的电影导演。我记得当年两地电影喜气洋洋，一下子出现了内地有陈凯歌、张艺谋，台湾有侯孝贤、杨德昌的局面。而侯杨的支持者后来又在台湾分成两派，拥侯派对他的乡土情怀欣赏不已之余，不忘抨击杨在作品中“刻意”呈现的疏离冷酷。但是我说杨于我特别亲近、亲切，正是因为那些疏离感准确反映出经常生活在不安全感下的现代人，如我。
在他的电影里找到自己本来已是一种幸运。能够见到他的人，并且在之后的两个十年和他偶而交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缘分。
1984年进念剧团获云门舞集邀请赴台北演出《百年孤寂》，演毕后热情的观众起立鼓掌，当中便有回台不久的赖声川和他那一笑便把眼睛眯成一线的杨德昌。据说进念那次赴台引起了当地文化圈的颇大回响，但仍是“小孩子”的我，对于“大人们”如荣念曾、侯孝贤、杨德昌等怎样交流过电的兴趣，是不会大过演完戏后与同辈研究如何玩乐台北的。
只知道进念的确是与杨种下了情谊。如果不是，杨德昌也不会允许他的第二部长片《青梅竹马》在香港正式面世前，先在进念经营的会员俱乐部内给大家先睹为快。杨德昌和荣念曾的友好，也让我有份出席他1985年在香港招待朋友的婚宴，因而认识蔡琴(听歌)。
新娘子蔡琴一听说我改编过张爱玲的小说做舞台剧，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我很适合演张爱玲。”。那个晚上最有趣的是，新郎新娘本应招呼宾客，他俩却大部分时间在跟荣念曾聊天，倒有点像他们是被请回来吃喜酒似的。我记得蔡琴的幽默、爽朗让腼腆的杨德昌在旁笑了又笑。
之后他来香港特别勤，应该是在筹备《恐怖分子》，女主角是香港演员缪骞人。而我带着战兢心情写下生平第一篇的影评，便是《恐怖分子》。
连间接与他互动都如此紧张，面对面接触的心惊胆颤便更可想而知。忘了是谁从中拉线，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已坐在文华酒店咖啡厅和他聊着天，他是正在物色编剧，我是想见偶像，结果我是由头尴尬到尾，因为明知道还未够水平与他一起攀爬名叫电影创作的大山。
倒是他把脚跨到戏剧这边来的成绩叫人惊艳。1997年荣念曾发起“一桌两椅”实验中国剧场计划，杨德昌接受邀请，带来《老七与九哥》这出短剧。想必是他的电影全部由他参予编剧，他对怎样与演员发展素材，再用拍摄定稿的过程十分熟悉，《老七与九哥》即便没有经历拍摄过程，它的剧场性其实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的戏剧性不遑多让，对台湾社会权力贪渎无所不在的批判一样深刻尖锐。我也有为同一套节目创作了一出《二泉映月》，演出编排在他之后、关锦鹏之前，首演晚上我最开心的是，他在看完戏后给我举起了大拇指。之后《一桌两椅》远赴伦敦ICA(当代艺术中心)演出，我更有幸与他成为巡回剧团的团友。
没想到最后看见他也是在剧场里。
2001年我请来台湾演员丁乃筝主演独角戏《张爱玲，请留言》，侧闻杨正在香港筹备把张爱玲的《色·戒》扩大成与汪精卫生平有关的史诗电影，演员甚至敲定张国荣(听歌)。
适逢在港看景，他也就来了葵青剧院看乃筝演出。我曾听说乃筝在二十出头时跟杨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青梅竹马”，便很好奇二人见面会是怎样光景。戏演完了，只见杨起立大力鼓掌，我不禁眼眶泛红———缘分是多么奥妙的事情，天南地北的一些人，竟因空气中某些原子粒子的挪移，便造成彼此的结聚与错过。
像，收到消息说杨德昌走了的那一刻，我的人是在台北，他却远在美国洛城。他是真的不回来了吗？看着窗外高架大桥的车如流水，某位朋友的一句话在我耳边响起：“每次来台北，我都会想，不知道杨德昌在拍什么戏。”杨，你给台北留下使人难忘的肖像，台北自然永远记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