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在“人为操纵”他们货币的价值，并以此来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利益，中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货币与美元等地方发达国家的货币脱钩是否出于某种善意的目的？“操纵货币”可不是一个有准确和宽泛定义的技术术语。正如财政部2005年11月所发布的国际汇率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在操纵货币“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没有可以套用的方法来作出准确的判断。”财政部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规定“各国在选择汇率体系上有着充分的自由。”
维持一个固定利率的货币体系并没有错。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工业国家都曾经在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框架内施行过固定汇率政策。今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包含中国在内还有近一半（89/187）的国家正在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无论是单一货币绑定还是一揽子货币绑定。另外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国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政府定期干预汇率波动。只有36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允许他们的货币在较长时期内自由波动，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是少有的几个维持固定汇率的贸易国之一。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允许他们的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欧盟区的12个成员国。
香港和马来西亚施行固定汇率制度，而俄罗斯联邦积极地干预他们的汇率以保证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然而，比较相同发达程度的几个国家可以发现，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更加具有代表性。所以，要求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并以贸易制裁为惩罚，是将我们没有对其他任何相同发达程度国家提过的要求强加于中国之上。
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影响。实际上，在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周边国家和经济体都在危机中崩塌的时候，中国货币当局出色地维持了货币的稳定。他们抵抗住了为了增加竞争力而让货币贬值的诱惑。
正如我们在表1中看到的那样，人民币汇率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并且相对美元稍有升值。实际上，在1994到2002年期间，按照贸易额加权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上升了30%。华盛顿的决策者需要自问一下，过去八年来，环境是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使得1990年代为全球负责的政策，现在却应当受到贸易制裁？
关于中国的货币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了，这种政策背后的意图等问题的争论分歧很大。从低估50%到略有高估，诸多研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没有对中国操纵汇率来获得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这一问题发表评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经理罗德里格•拉托（Rodrigo de Rato）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发现中国人工压低其货币汇率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的证据。相反，中国维持人民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主要目标是维持经济的稳定性。”他说道。一套更为灵活的货币体制是否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这个问题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更为灵活的货币体制将允许中国的央行结合中国长期的稳定发展目标，制定更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将不再需要对汇率进行频繁地干预，也不需要不时地进入外汇市场，面对巨大的市场压力来保持汇率的稳定。施行更为灵活的货币体制还将使得中国能够利用快速、深入的汇率调整，更加从容地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经济振荡，而不需要在目前的情况下艰难地进行微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努力地建设更能满足市场需求的货币体制。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开始允许中国的银行间进行货币交易。人民币的开盘价取决于银行间的交易价格。中国政府仍然限制每日货币的浮动在上下0.3%的范围之内，但是允许大范围波动的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政府还放开了期货交易，交易者可以用期货来对冲货币浮动所带来的风险。去年10月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承诺“将提高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强化市场的力量。”给中国打上“操纵货币”的标签并以贸易制裁相威胁与正确评价中国的汇率制度的初衷并不一致。这样的行为将误解中国在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上的利益所在，而中国当前的做法正是朝着这个目标而去的。
加图研究所介绍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齐名。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的加图研究所，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来“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
